岭师榕楼左近的六棵大榕树，见证了我在岭师执教的16年光阴。

　　金沙湾的流水带走了不少光阴的故事，但是，毕竟还有一些留下来了。现在不写出来，过几年也许就不想写了。

　　我的落脚岭师与追捕有关。

　　追捕，不是日本电影。当然，我也不是高仓健。

　　话说2002年底，拿着《南方周末》的邀请函，我向商丘师院请假一年，要立足南周的评论，写《新闻评论的审美诉求》。

　　而我“写评论”的地点，并不在广州，而是湛江师范学院。说得准确一点，我是“逃跑”到南方来了。

　　彼时的湛江发展还很一般，但是蓝天白云已经足够诱人。

　　然而，几个月之后，记得是过了“回南天”不久，原来学校的D校长“追”了过来——据可靠情报，老宋已经正式在湛江师院上课了，要核实一下。当然，作为好朋友，人家只是到海口开学术会顺便来看看我。

　　“你要是去华师、深大，我们绝不拦你。这个学校，出门连柏油路都没有……”的确，记得当时与北街连接的寸金路还是土路。

　　我也不好再解释，就从实招来：评上正教授好几年了，河南的工资还不到月薪两千，女儿马上本科毕业，要出国读研。而我还是一穷二白，急需用钱。来到湛江师院，中文系函授正红火，月收入不会低于一万，差别太大了。

　　D校长点点头说“也对”。我说，请你回去告诉书记校长，学报主编的名字不要再打我了，工资也不要再发了。一是刊物出了问题我负不了责任，二是再拿工资也不好意思。

　　后来，D校长回到河南打来电话：“书记说你还是兼着主编吧，那边太潮湿，不适应了还回来。”记得后来还“兼”了一年多，直到河南正式清理“逃跑教授”才结束。

歌里唱“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没想到这一“留”就是16年。

　　当时的新闻还是只是专业，不是系。老师严重不足，学生意见很大，听说还罢课，找校长。于是中文系请来了武汉大学樊凡先生，华东师范大学严三九等名家来集中上课，就是“救火”。我也赶紧把恩师王振铎先生请过来讲编辑学，他是全国著名的专家，带着师母来救急。

樊凡先生待的最久，01与02两个年级都听过他的课。当时他住在物理楼对面的小楼，是教工宿舍，我在办公楼后面的东八楼。因为住得近，又都是一个人，我们每周都要聊两次，一般是我准备两个菜，两杯酒，边吃边聊。聊天内容正经的如新闻系的课程设置——“采写编评，吃饭的课，不能丢”，他屡次强调——八卦的如当初武汉美女从窗户上爬公交的麻利程度，云天雾地。记得他说他主持武大新闻系之际，开了不少文学课、文化课，颇遭议论：“当时也有批评的声音，说我把新闻系办成了第二中文系，本报讯三百字，不要学那么多的文史哲。我是一意孤行地坚持。老朋友，你在《大河报》这两年做深度报道的成功，说明了我的坚持是有道理的。”

　　先生与我母亲同龄，却称呼我“老朋友”，因为我十几岁参军，就在武昌彭刘杨路的部队院里打球，对武昌不陌生。樊凡先生思想一点也不保守，看问题很尖锐又很客观，于是很快成了忘年交。不久我父母来湛江小住，几次与樊凡先生一起吃饭。后来，樊凡先生主持开会，定下了我们新闻系的主要课程、重点期刊与发展前景。2003年暑假，他把01、02两个年级的同学列表分类，告诉我谁适合做记者、谁适合做编辑，谁可以读研继续深造。2004年春节，他从大洋彼岸的美国写来亲笔信，告诉我02新闻班有几位同学身体单薄，因为吃不饱肚子，让我这个系主任想办法帮助，并且特别嘱咐用孩子能够接受的方式，不要伤了他们的自尊。他上课时，为方便学生，用的范文资料都是复印好发给大家的，像发试卷一样，最后学生都订成的是一本小册子。记得有一次讲课讲到他文革“蹲牛棚”的事——真的和牛及牛粪住在一起——哽住了，有十几秒。他有句话大家记得最清楚：有时真话不能说，但至少不要说假话。

　　他的孩子在美国，每年大半年在那边。一旦从美国回来，听到我的电话留言，他都会打电话过来。最多的是叮咛：“还是那句话，小宋，评论要写，那是本行。可是你得听我的，写长篇小说，就写大学教授的生活，真实的生活。现在的作品，教授一出来，多半是糟糕的负面形象。事实不是这样，你能写出来！”

　　十多年间，每次与樊凡先生通完电话，我都有立即飞到武汉去看望先生的冲动。他也总是说：“我明年还回来，见面的日子会有的，武昌鱼还给你留着的！”

　　记得他离开湛江师院的时候，我还写了一副字，送到他住的小楼。

　　去年3月5日，惊蛰。临近天亮，清晰地梦见武昌，东湖，依稀有一位老人的声音：“老朋友，武昌鱼还给你留着呢！”

　　我翻身起床，强压着心跳，网搜“樊凡”的名字。满屏是一个歌手的图片。赶紧前置“武汉大学”几个字，遂看到最怕看到的“讣闻”，是武汉大学网站——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新闻传播学家、教育家樊凡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2017年2月16日15时24分（美国时间15日23时24分）在美国旧金山去世，享年84岁。

　　樊凡先生1933年9月出生，广西横县人。1948年参军，投身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1957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随后留校任教……

　　遵照樊凡先生身前遗愿，不举办遗体告别仪式，谨此讣闻。

　　我明白了：是樊凡先生托梦，告诉我他走了，他准备的武昌鱼我没有去吃，他记挂着自己站过的湛江师院的讲台。

　　那是我认识先生的第十五个年头。

　　我给新闻系开了“新闻评论学”、“西方新闻理论”、“经典新闻作品选读”课，为中文系讲了“鲁迅研究”课，给教科院的一个班开了“中国现当代文学”课，还给体育系体育新闻专业03级开了“体育新闻”课。学生的求知欲常常感动我——至今还有“老”学生半夜发信问问题。

　　当时学校的条件差，记得给体育系上课是在鸿园的三楼，通风不好。九月份开始上课。每次讲完两节课上衣全湿，裤子从腰部湿到膝盖。但是，那时候从来没有觉得累，晚上照样去图书馆一楼打乒乓球。后来看奥运会与NBA总决赛，我的宿舍里常常有二三十位同学，我用大锅给大家煮面条，困了席地而卧。

好像是2003年下半年，《湛江晚报》的一位女编辑邀我喝两杯，就在世贸的四楼上，俩人喝了一瓶“尖庄”酒。她是网搜之后知道我原来在《大河报》做评论员，约我写评论专栏。这样，媒体很快找到我，与地方的新闻单位挂上了钩。

　　当时有记者采访，问我为什么跑到湛江。我说，主要是没有在海边生活过，更重要的是没有见过台风——作为男人，没有见到过海边的台风是说不过去的，真正的记者应该有一段左手拿麦克风、右手抱住观海长廊的石头柱子现场报道的经历。

　　这当然不能算是假话，但是也不全是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