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在广州湾的军事征服与秩序重建——《法国在广州湾：广州湾综合文献选》（第一卷）评介
原创： 湾小讯广州湾历史研究资讯2018-09-15
7月29日，由岭南师范学院王钦峰教授选编的《法国在广州湾：广州湾综合文献选》（第一卷）[①]新书发布会在“首届广州湾历史人物学术研讨会”上举行,引起了与会者的浓烈兴趣，也吸引了会外读者的关注，其中不少读者在广州湾历史研究资讯读者微信群中主动问及此书概况。笔者不揣冒昧，在此就该书内容作一简要介绍，并针对书中的一些问题提出若干粗浅的反思和探讨，以求方家指正。
一、全书梗概
《法国在广州湾》（第一卷）是继2016年出版的《广州湾租借地：法国在东亚的殖民困境》（上、下卷，安托万·瓦尼亚尔著）、《白雅特城：法兰西帝国鸦片销售时代的记忆》（伯特兰·马托著）之后，“法国租借地广州湾学术译丛”的又一成果。就文献内容来说，该书收录了法国学者让-雅克·塔坦-古里耶编的《法国在中国的殖民征服——弗朗索瓦·莫拉军士在印度支那和广州湾行军日志（1897-1901）》一书，莱昂·苏伯曼著《战地回忆录：在广州湾》，无名氏著《门头事件及其相关问题》，法国外交部外交文件《广州湾租借地划界谈判文献选》，以及让·伊夫·克拉埃撰写的《“安菲特里特号”在广州湾（1701.11.16-1702.5.10）》、乔尔·蒙塔古和肖丹合撰的《法国护卫舰“安菲特里特号”兴衰史——兼论“安菲特里特号”与广州湾之关系》两篇论文。可以说，该书是广州湾早期历史的专题文献选编。当中既有日志、回忆录、官方文书档案等史料，也有研究性论文，非常有利于深化我们对法国与广州湾交集的由来、中法广州湾租借地勘界交涉以及1899年《广州湾租界约》（或写作《广州湾租界条约》）签订后法国对广州湾新秩序的建立和维护等方面史实的认识。
《法国在广州湾》（第一卷）书影
（图片来源于网络）
莫拉军士日志见证广州湾租借初期的秩序重建
让-雅克·塔坦-古里耶编的《法国在中国的殖民征服》占全书超过一半的篇幅，既是全书的重头戏，也是全书的重心所在。该书法文版于2012年由巴黎手稿出版社出版，[②]在内容上分为“法文版编者前言”、七章莫拉军士日志、“参考文献”、“法国在印度支那大事年表（1858-1900）”以及三份附录。莫拉是法国远东殖民军的一名下级军官——军士，1897-1901年曾在印度支那和广州湾服役，留下了较为完整的行军日志，记录1900年4月13日至8月13日其在法属越南北圻地区招募、训练居住于当地和来自中国领土的华人以出兵广州湾，以及1900年8月16日至1901年2月21日其在广州湾执行治安维护任务的经历。让-雅克·塔坦-古里耶将莫拉军士日志分为七章，分别加上标题，并括注时间段，还在每一章之前加了导读，在日志内部个别地方加了穿插语。在“法文版编者前言”中，让-雅克·塔坦-古里耶为我们勾勒了莫拉军士日志产生的历史大背景，即法国从鸦片战争以来对晚清中国的侵略和殖民征服。让-雅克·塔坦-古里耶指出，“我们在此出版的这部从未发表过的日记，是弗朗索瓦·莫拉（François Morlat）军士于1897-1901年在印度支那和广州湾服役期间写下的，它正好属于那段历史时期，即从法国的一次突袭开始，直至征服印度支那地区，以及后来的东京——如我们所认为的那样——被完全控制。这部日记手稿再现了被兼并的中国领土——广州湾所经历的一段非常艰难的和平时期”。[③]
关于这部日志的价值，让-雅克·塔坦-古里耶在多处地方不吝笔墨地反复进行强调，他写道：“关于这片被割让给法国的租地，我们目前只有一种被印成铅字的叙事，即1910年普隆出版社出版的、士兵莱昂·苏伯曼的《战地回忆录》。但是，这部回忆录的一部分内容在讲述‘法属香港’（Hong-Kong Français）[④]时，仅仅涉及占领最开始的状况，以及在那里展开的艰苦的军事对抗。弗朗索瓦·莫拉日志的独特性在于，它紧扣北东京地区法国殖民军如何利用后方基地来达到其对租借地的占领和实现租借地秩序稳定的目的，以及（与中国义和团运动完全同时，正如弗朗索瓦·莫拉所记录的）中国人的抵抗运动和对占领军的武装袭击如何持续了几个月之久，而不是像法国官方的绥靖演说所承诺的那样。”[⑤]莫拉军士日志表明，法国招募中国兵，以及在广州湾的初期统治并不是特别顺利，逃兵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甚至牵涉到武器偷盗，而“海盗”的袭击更让这支广州湾治安军防不胜防，不堪其扰。其中，就有活跃于1898-1899年勘界交涉期间的“三点会”的身影。1899年11月16日，即中法《广州湾租界约》签订和法军对黄略等地方团练予以重大打击的那天，在法军兴奋地庆祝自己的伟大胜利时，他们中的很多人大概预料不到后续的这些烦扰。附录一中的让-雅克·塔坦-古里耶的《莫拉军士眼中法国在广州湾的“剿匪”行动》一文对此作了系统的梳理。
《法国在中国的殖民征服》法文版书影
（图片来源于网络）
当然，除了这些紧张的地方冲突之外，莫拉军士日志中还记载了诸多关于广州湾社会的信息。例如，法军舰往返广州湾和印度支那的航线、广州湾早期的商业和商人、市政建设、天主教的传播，等等。为了加深读者对莫拉军士的认识，编者补充了让-雅克·塔坦-古里耶2017年的新研究成果，即附录二《关于莫拉军士日志的补充说明》以及附录三《弗朗索瓦·莫拉军士小传》。
回忆录、外交文件等对法国征服广州湾过程的记载
让-雅克·塔坦-古里耶在《法国在中国的殖民征服》中反复提及士兵莱昂·苏伯曼著的《战地回忆录》，并刻意将二者进行对比。在《法国在广州湾》（第一卷）中，编者将之选录，十分方便读者亲自体会其与莫拉军士日志记载的异同。与莫拉军士侧重记载法军在广州湾划界后的社会秩序维护不同，士兵莱昂·苏伯曼回忆录的重心在于记述1899年至1900年5月其跟随法国军队征服广州湾的经历，尤其是法国军队与广州湾地方民众的冲突。1899年10月9日新埠之战、11月5日麻章之战、11月12日“平石事件”和11月16日黄略之战，是其笔下的重要内容。战役中法军遇到的危难、双方军力对比、战斗部署、伤亡损失等，都深深地烙印在莱昂·苏伯曼的脑海中。令人诧异的是，广州湾首位天主教神父范兰（P. Ferrand）居然在法军征服广州湾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个长期被忽略的历史细节，在莱昂·苏伯曼的回忆录中清晰可见：
有一位在当地生活了20年的传教士很了解这里的情况，是他给我们提供了那支袭击我们的队伍的信息，因为我们很清楚，我们正在跟一支正规军队打交道。[⑥]
在5日[⑦]这天，还有一个人表现得非常让人敬佩，我想说的是范兰神父（P. Ferrand），一位生活在中国的法籍传教士。在他居留在此的那段漫长的时间里，这位随军神父已经遭受过多次攻击。他并不是遭到了当地人的攻击，因为他是受到中国人尊重的唯一一位欧洲人，而是受到了流浪的盗匪团伙的多次袭击。他们到他家里盗窃，并烧毁了他的家。这位传教士在翻译方面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而且在战火中表现出了英雄的气概。在整个交战过程中，他将自己暴露在最危险的地方。在枪林弹雨中，他冒着被敌人抓住的危险，拿着水壶为士兵取水。他一直带着绷带包跑来跑去，照顾伤员，并鼓励他们，像慈父般关心他们。他并不剃头，反而留着跟中国人一样的长辫子，一直垂落到脚跟。[⑧]
然而对我们来说，这一天[⑨]还没有结束。在钉住4门大炮的火门和摧毁了所有的步枪之后，上校让我们休息了两个小时，接着，我们步行到了黄略，此地是广州湾中国军队的主要据点。在半天里，我们付出了2亡12伤的代价，其中有一名是军官。炮兵部队的一些骡子也受伤了。范兰神父，他仍然跟我们在一起，并且在这场战役中表现出色。据他说，敌人损失了400来人，或死或伤。[⑩]
由此可知，在法军征服广州湾的过程中，范兰神父实际上扮演了随军神父、军事情报提供者、翻译员、后勤人员、军医等多重角色。而这些史实，以往并未得到挖掘。范兰神父在期间所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使其得到了法国人的尊重。对此，莫拉军士在1900年12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范兰神父凭年龄和自身的英雄行为唤起了我们的尊敬。他来东京已经23年了，但一直待在中国，也从没有回过法国。直到两年前，中国把广州湾租让给法国，他才因此和法国有了一点联系。”[11]
此外，莱昂·苏伯曼回忆录也为我们刻画了另一个特殊群体的形象，他们为法军提供饮食和服务。在中方记载中，他们是罪不可赦的“汉奸”。在中国革命史意识形态的书写下，“锄奸”行动具有无比的正当性。而在莱昂·苏伯曼的书写下，他们却更多是生命随时受到中国同胞威胁的弱势群体：
一天，我们的营长隆热（Ronget）司令，派遣他的佣人，一个中国人，到赤坎去买一些干粮。这个当地人一出门便立马被他的同胞们包围起来，并驱赶到了麻章，那里正是几个武装团伙的巢穴。在那里，人们把他的头砍掉了，还把他的肚子剖开，把他的心脏扔给狗吃。这是一个目击证人向我们的翻译官说的。这个可怜的人所犯的唯一罪行便是服务于法国人。尽管如此，司令还是要求我们谨慎处理与这些老虎般凶残的人的关系。遂溪知县张贴告示，悬赏捉拿我们的中国译员张（Cheng）、我们的上尉，还有我们会说中文的下士巴贝（Babey）。[12]
尽管总体来说，当地人是对我们有敌意的，但是，一些在我们周边居住的当地人则开始接触我们，甚至有些还在我们的营地旁落脚了，并在我们的保护下卖给我们一些食物。夜间的警报依旧很频繁。中国人还是没有放弃铲除我们营地的念头。他们还攻击那些与我们成为邻居并与我们交易的百姓。他们抢掠，但不杀人。他们的行动相当迅速，即便我们立即派出巡逻队，但在到达事发地点时，他们早不见踪影了，只剩下被捆绑的受害人，更多的情况是，受害人身上通常有刀伤。[13]
在麻章（Mac-Giang）之战过后，所有商人和其他那些居住在我们营地附近的当地人，都不再敢在夜间留在家里了。他们请求上尉让他们在营地过夜，得到许可。[14]
《战地回忆录》法文版书影
（图片来源于法国国家图书馆）
执行维持广州湾治安任务的莫拉军士在其日志中始终流露着一种对“海盗”的恐慌情绪，而令参与征服广州湾的士兵莱昂·苏伯曼恐慌的则是地方团练。在其回忆录中，莱昂·苏伯曼认为他们的对手是中国正规军，为了防备营地被袭击，法军甚至日夜警戒，不敢离开营地。超负荷的工作，加上由于中国人拒绝向他们售卖食物而导致食物匮乏，使得法军身体疲惫甚至患病：
百姓村曾经是法军最前沿的营地，这个地方其实我们并没有占领多久。我们只是一支很弱的连队，因此需要日夜警戒。白天，所有人都在一条3米宽的壕沟前，为营地周边建造坚固的护墙，如果有人累了，就去站岗。我们的茅屋是匆忙搭建的，极其简陋，墙是柴泥搭的，屋顶是麦秆铺的，一下雨就漏水。我们3个人共用一个床垫，只有累了的人才有资格使用，其他人则去睡行军床，或者直接打地铺。食物极其匮乏，因为我们还是没有办法买到食物。军官与我们的遭遇一样，白天没有人走出营地，因为敌人就在离营地只有2公里的地方，他们在实时地监视我们，可以说我们是被困住了。夜晚尤其痛苦。为了确保营地的基本安全，我们需要指派大量的哨兵在营地外围几百米远的地方巡逻，以便在遭受袭击时能够及时发送警报。这导致了超负荷的疲惫，因为所有的人，除了病患以外，都要在晚上值班。为了保证足够的巡逻人员，还必须把哨兵调到巡逻的队伍中，这使得我们每个晚上只有2小时的休息时间。天空通常很阴暗，我们必须睁大双眼，竖起双耳。[15]
这样的例子在莱昂·苏伯曼的回忆录中比比皆是。应当承认，地方团练确实给法军征服广州湾造成了极大的阻碍。尽管法国政府不断地向广州湾增加绝对优势的兵力和火力，法国全权勘界代表、海军准将高礼睿最终还是选择在广州湾租借地范围上作出相当大的退让，大概也有避免地方团练日后袭扰的考虑。
在广州湾勘界交涉过程中，由于受限于既有文献，长期以来学界对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钦差勘界大臣、广西提督苏元春的活动欠缺足够的研究。幸运的是，莱昂·苏伯曼的回忆录为我们留下了不少细节性的描述：
广州湾的人民冰冷冷地迎接了苏元帅。我们必须派一个刺刀连陪护他。与中国传统习俗不一样，没有一个有名望的中国人来欢迎他。我还记得当他经过赤坎的时候，当地人看着他，眼神带着深深的敌意。他们谴责他勾结蛮夷，而所谓蛮夷，说的就是法国人……[16]
尽管苏元帅出面在海头和白雅特要塞巡视，并对每个他遇到的士兵都露出那虚伪的笑容，但情况依然越来越令人无法忍受。最后，我们高兴地得知，海军准将给中国部队的首领发了最后通牒，收到的回复内容确是一番嘲笑；但海军准将是个行动派，我们知道他不会没有动静。[17]
最后，经过海军战士们，以及海军陆战队队员们14个月的艰苦努力，我们终于成功地划定了边界，我们将其称为华南法国租借地。为此，海军准将和苏元帅坐着轿子，前呼后拥地来到赤坎。在这里，一场阅兵式将要举行。尽管城里已经有了两个连，并且我们也正准备动身去左岸建立据点，但是，海军准将还是决定让麦特怀连出席阅兵式，并且穿着白色礼服，而其他连则穿着红色礼服。在中国元帅面前，海军准将诚挚地握紧了上尉的手，面对微笑向我们高声说道：“我的朋友们，我将奖励你们一杯酒，你们胜利了！”
在抵达赤坎前方时，我们被命令架起刺刀将苏元帅完全围护起来，因为他是我们的来宾，我们要对他负责。同样，我们也在各个方向派出了巡逻队，因为我们知道还有人对他有敌意，而且我们害怕当地人的敌意示威。
出了赤坎，我们向福建村（Phu-Kien）方向行进，10月9日那天，我们正是在这里遭受了第一次的步枪袭击。我们在一条小河旁停住了，在这里，经过双方一番长久的讨论和争辩，苏元帅把一根小木桩插在了河边。对于他来说，那应该就是第一个界桩。但是海军准将表示反对，他大声说：“我们的边界就是这条河。”然后所有人都大笑起来。第一场讨论结束后，海军准将向苏元帅介绍了指挥官隆热，他是接受委派前来负责勘界工作的。苏元帅也介绍了自己带领的3名中国官员。随行人员里还有一名法国工程师，以及3名法国驻中国领事，其中有一名是我国驻北京公使毕盛（Pichon）先生的代表。苏元帅由一名中国贴身侍卫陪同，他穿着一身很怪诞的服装，身上佩戴着德国和比利时的连发步枪，还带着5板替换子弹。他们的装备是如此精美，而且保养得特别好，以至于与他们的光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一系列烦冗的中国礼节后，代表们马上投入了工作，每个人手上都拿着一张地图。我们一边朝右边方向走，一边相继栽下临时界桩。围绕每个界桩，我们都发生了许多争执，甚至开始指手画脚。为了争取几英尺的土地，中国官员用右手拉扯我们的指挥官，而我们的指挥官则用左手拉扯中国的官员。这个场景让我们想起了我们在消磨时间时最喜欢玩的四角游戏。将近下午4点钟时，所有人都因为这场由上午开始的长途跋涉、一路的炎热高温，以及穿越水稻田和溪流的活动而筋疲力尽，最终我们回到了百姓营地。[18]
由此可见，苏元春以钦差勘界大臣的身份而来，并不受当地民众的欢迎。其与法国人签订《广州湾租界约》，将大片土地租让给法国，更引起当地民众的不满。不过，莱昂·苏伯曼的回忆录也展现了不同于中国传统叙事的苏元春形象。在传统叙事中，苏元春是个彻头彻尾的“卖国贼”，勾结法国人，出卖中国权益。而在莱昂·苏伯曼笔下，苏元春在勘界问题上并不是一个易于妥协的谈判者，为了几英尺的土地，他与法国人发生了诸多争执。尽管如此，莱昂·苏伯曼的回忆录无意间又透露出了苏元春与法国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必须指出的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和低级军官，莱昂·苏伯曼的某些记载不免带着猜测的成分。例如，苏元春初抵这块有争议的土地时，之所以“没有一个有名望的中国人来欢迎他”，是因为这实际上是出于苏元春的指示。遂溪知县李钟珏致雷州知府的信函提供了相关证据：“苏宪十四下午到海头，住法兵轮，随员人等尚在香港候船，嘱卑职勿往见。”[19]
同样令人耳目一新的是，莱昂·苏伯曼回忆录对广州湾定界后租借地内官民的务实表现和地方秩序的恢复，周边民众的敌意依旧等事的记载。限于篇幅，在此不再一一介绍。
尽管在征服广州湾的过程中遇到了种种困难和曲折，莱昂·苏伯曼在其回忆录中流露出的更多是一种为法国而战的荣誉感，而无名氏著的《门头事件及其相关问题》则在字里行间渗透着悲观的情绪。在勘界交涉过程中，法军付出极高的代价，换来的却是一纸租借面积大大缩水的《广州湾租界约》，而相关索赔也大打折扣，作者对此表示十分不满，认为这使法国蒙羞：“首先，我们为租借地的范围未能包含我方两名军官死去的地点而感到遗憾”[20]；“其次，从军事角度看，我们为新的边界未能至少延伸到四周最高的山峰及雷州河（la rivière de Lei-tchéou）出海口的右岸[21]而感到遗憾”[22]；“最后，出于最基本的谨慎，我们也应该模仿德国在胶州湾的行动。德国特意在它占领的地区周边划定了16000平方公里的广阔区域[23]，天子承诺，如果没有德国皇帝的同意，将不会在此区域内采取任何行动。在敌意可以很快转变为公开敌对行动的某个地区，这种预防措施是不可缺少的”。[24]作者还指出，“目前，不仅有关我国租借地的划界存在缺陷，而且协议对我国两位军官被杀所承诺的补偿也不能使我们满意。只有遂溪知县这样的低级别官员被降职，且赔偿金也大打折扣，这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25]传统的研究多认为清政府在勘界交涉中软弱腐败，而对照法国的反应，我们或许可以对清政府的外交成效作出新的审视。既然法国人对签订的条约不满意，那么清政府即使不能称得上获得外交胜利，但也不能说其完全是失败的。
《广州湾租借地划界谈判文献选》收录了涉及广州湾勘界交涉的《法国外交部外交文件：中国（1898-1899）》第1-49号。这部分外交文件，曾收录于国内多种史料汇编之中，例如《广东历史资料》1959 年第 1 期[26]，苏宪章编著的《湛江人民抗法史料选编（1898-1899）》[27]，龙鸣、景东升主编的《广州湾史料汇编》第1辑[28]，湛江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编的《广州湾钩沉》[29]等。在前人的工作的基础上，编者和译者对一些词语的翻译处理，更符合学术界通用的习惯。例如，法国外交部长Thophile Delcassé译作德尔卡塞、法国驻云南领事François译作方苏雅，法国传教士Chanès译作伸德辉，等等。在不确定或必要之处，译者加以括注法文，减少了可能因为误译而带来的不良影响。除了《法国外交部外交文件：中国（1898-1899）》第1-49号，编者还以附录的形式收录了第70-82号，是为《对广东传教会进行赔偿的谈判（关于伸德辉神父被杀一案）》。1899年11月12日“平石事件”发生后，法国采取“捆绑外交”，趁机要求清政府尽快解决伸德辉神父被杀一案（也称“柏塘教案”）的赔偿问题。收录这部分外交文件，有利于丰富我们对广州湾勘界交涉复杂性的认识。
法国外交部外交文件书影
（图片来源于法国国家图书馆）
这本文献选最后收录的是让·伊夫·克拉埃著的《“安菲特里特号”在广州湾（1701.11.16-1702.5.10）》、乔尔·蒙塔古和肖丹合著的《法国护卫舰“安菲特里特号”兴衰史——兼论“安菲特里特号”与广州湾之关系》两篇论文，为我们认识“安菲特里特号”与广州湾的关系提供了史料扎实、考证严谨的重要参考。
二、几点意见
翻译法文文献，绝非易事。除了过硬的法文和中文功底之外，还要求译者具有足够的历史知识储备。阻碍广州湾研究的一大问题，就是懂法语的学者多不熟悉相关历史，而历史研究者多受制于外语水平。纵观全书，无论在文笔的流畅性上，还是在相关历史知识的把握上，均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对于原文中的一些错误和中文读者可能不熟悉之处，译者和编者均不厌其烦地加以注释，并在适当之处插入了一些与文中内容相关的地点、人物、地图等插图，这无疑提高了全书的可读性。
另外，全书在内容编排细节上的处理，也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例如，在《法国在中国的殖民征服》中，编者以楷体字表示莫拉军士日志各部分之前的文字说明和日志内部个别地方的穿插语，以区分于日志内容；在《广州湾租借地划界谈判文献选》中，编者以楷体字表示信函的附件内容。虽是细小的处理，带给读者的阅读体验却很不一样。
尽管译者和编者力求高质量的译作，但仍不可避免留下一些遗憾。虽然译丛有两篇总序，但作为丛书的第四本，欠缺一篇专门的序言或导语，相当于拆去读者和编者直接沟通的桥梁，无疑会使读者难以体会编者编选文献的思路和所付出的工作。而在一些词语的翻译上，出现了误译。例如，译者将“cong koc”错译为“商会”，实际上应译作“公局”，幸好编者加了括注。另外，对于原文中出现的不少错误，译者或编者也没有予以注释纠正。例如，无名氏著《门头事件及其相关问题》的开篇即有两处错误：
政府已经收到了高礼睿准将和苏提督于11月15日签订的广州湾划界条约。同一封邮件还给我们带来了先前通报的关于两名尉官——顾伦和库恩于今年11月13日被杀一案的某些细节。
其中，“11月15日”和“11月13日”均是明显错误的时间。《广州湾租界约》签订于1899年11月16日，而非11月15日，顾伦和库恩被杀（即“平石事件”）的时间则是1899年11月12日，而非11月13日。
总而言之，虽然全书中存在一些遗憾，但仍可谓“瑕不掩瑜”。《法国在广州湾：广州湾综合文献选》（第一卷）在文献编选、翻译、注释和编排细节等方面，均达到较高水平。它的出版为广州湾早期历史译介了诸多新鲜的史料，让我们认识了一个更加多面的早期广州湾社会，相信将会进一步推动广州湾外交、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等专题历史的研究。当然，在使用这些文献时，我们一方面要注意法方人物所带有的意识形态倾向，另一方面要注意将之与中文史料相互对照，以免被其中的谬误所误导。
注释：
[①] 王钦峰选编：《法国在广州湾：广州湾综合文献选》（第一卷），解华、秦秋福等译，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下文简称《法国在广州湾》（第一卷）。
[②] 该书法文版具体出版信息为：Jean-Jacques Tatin-Gourier, La France coloniale à l’assaut de la Chine:Journal de l’Adjudant François Molat en Indochine et en Chine(Quang-Tchéou-Wan,1897-
1901),Paris: Édition Le Manuscrit,2012.
[③] 让-雅克·塔坦-古里耶：《法文版编者前言》，《法国在中国的殖民征服——弗朗索瓦·莫拉军士在印度支那和广州湾行军日志（1897-1901）》，解华译，王钦峰选编：《法国在广州湾：广州湾综合文献选》（第一卷），第7-8页。
[④] “法属香港”，指的是广州湾。
[⑤] 让-雅克·塔坦-古里耶：《法文版编者前言》，《法国在中国的殖民征服——弗朗索瓦·莫拉军士在印度支那和广州湾行军日志（1897-1901）》，解华译，王钦峰选编：《法国在广州湾：广州湾综合文献选》（第一卷），第8页。
[⑥] 莱昂·苏伯曼：《战地回忆录：在广州湾》，陈琳译，王钦峰选编：《法国在广州湾：广州湾综合文献选》（第一卷），第150页。
[⑦] 指的是11月5日，这天发生了麻章之战。
[⑧] 莱昂·苏伯曼：《战地回忆录：在广州湾》，陈琳译，王钦峰选编：《法国在广州湾：广州湾综合文献选》（第一卷），第158页。
[⑨] “这一天”指的是1899年11月16日，这天发生了黄略之战。
[⑩] 莱昂·苏伯曼：《战地回忆录：在广州湾》，陈琳译，王钦峰选编：《法国在广州湾：广州湾综合文献选》（第一卷），第161页。
[11] 让-雅克·塔坦-古里耶编：《法国在中国的殖民征服——弗朗索瓦·莫拉军士在印度支那和广州湾行军日志（1897-1901）》，解华译，王钦峰选编：《法国在广州湾：广州湾综合文献选》（第一卷），第95页。
[12] 莱昂·苏伯曼：《战地回忆录：在广州湾》，陈琳译，王钦峰选编：《法国在广州湾：广州湾综合文献选》（第一卷），第153页。
[13] 莱昂·苏伯曼：《战地回忆录：在广州湾》，陈琳译，王钦峰选编：《法国在广州湾：广州湾综合文献选》（第一卷），第155页。
[14] 莱昂·苏伯曼：《战地回忆录：在广州湾》，陈琳译，王钦峰选编：《法国在广州湾：广州湾综合文献选》（第一卷），第158页。
[15] 莱昂·苏伯曼：《战地回忆录：在广州湾》，陈琳译，王钦峰选编：《法国在广州湾：广州湾综合文献选》（第一卷），第151页。
[16] 莱昂·苏伯曼：《战地回忆录：在广州湾》，陈琳译，王钦峰选编：《法国在广州湾：广州湾综合文献选》（第一卷），第152页。
[17] 莱昂·苏伯曼：《战地回忆录：在广州湾》，陈琳译，王钦峰选编：《法国在广州湾：广州湾综合文献选》（第一卷），第155页。
[18] 莱昂·苏伯曼：《战地回忆录：在广州湾》，陈琳译，王钦峰选编：《法国在广州湾：广州湾综合文献选》（第一卷），第164-165页。
[19] 龙鸣、景东升主编：《广州湾史料汇编》第1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86页。
[20] 无名氏：《门头事件及其相关问题》，秦秋福译，王钦峰选编：《法国在广州湾：广州湾综合文献选》（第一卷），第172页。
[21] 指南渡河以北，尤其今沈塘镇一带。
[22] 无名氏：《门头事件及其相关问题》，秦秋福译，王钦峰选编：《法国在广州湾：广州湾综合文献选》（第一卷），第172页。
[23] 即划定非军事缓冲区，英租威海卫、德租胶州湾周边曾设有此类特殊区域。
[24] 无名氏：《门头事件及其相关问题》，秦秋福译，王钦峰选编：《法国在广州湾：广州湾综合文献选》（第一卷），第173页。
[25] 无名氏：《门头事件及其相关问题》，秦秋福译，王钦峰选编：《法国在广州湾：广州湾综合文献选》（第一卷），第173页。
[26] 中国科学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广东历史资料》1959年第1期,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04-125页。
[27] 苏宪章编著：《湛江人民抗法史料选编（1898-1899）》，北京：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2004年，第171-201页。
[28] 龙鸣、景东升主编：《广州湾史料汇编》第1辑，第389-412页。
[29] 湛江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编：《广州湾钩沉》，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15年，第164-20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