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国务院印发《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下称《南沙方案》），为南沙擘画“立足湾区、协同港澳、面向世界”的重大战略性平台蓝图。
2025年是《南沙方案》第一阶段的收官之年，广东省广州南沙建设发展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省南沙工委”）组织编制发布《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白皮书（2022.06—2025.06）》，系统梳理三年建设的坚实足迹与丰硕成果，并相继赴香港、澳门、北京、广州等地召开《南沙方案》系列主题研讨会，推动《南沙方案》更好走深走实。
为汇聚各方智慧助推南沙开发建设改革开放创新再出发，8位来自不同地区及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近期受邀从政策创新、产业协同、对外开放、制度衔接等关键维度，深度解码三年来南沙开发建设的鲜活实践，点评第一阶段成效的亮眼亮点，更为下一阶段发展路径献智献策。
整理：任燚 吴冠霖 李心迪 傅鹏 余妍玲 张翊伟 郑国豪
本版图片均由南宣提供
梁振英
以南沙为支点
共筑粤港合作高质量发展新局
《南沙方案》公布三年来，粤港两地同心协力、携手并进，在合作发展进程中取得了一系列振奋人心的成果。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关键合作平台，南沙凭借独特定位，在推动粤港深度融合、提升区域对外开放水平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成为两地协同发展的重要纽带。
推动粤港合作，健全有效的合作机制是首要前提。早在四年前，我们便前瞻性地成立了广州南沙粤港合作咨询委员会，为后续两地合作项目的顺利开展筑牢基础。这一委员会的作用不仅限于服务南沙与香港的局部合作，更致力于以南沙为支点，推动整个广东省与香港在多领域实现深度联动。委员会参照香港成熟有效的咨询制度，广泛汇聚两地政府部门、行业业界及专家学者的智慧力量，针对性设立了专业服务、金融服务、商贸合作等十几个专项工作组，形成了覆盖关键领域、分工明确的合作推进体系。
在众多合作领域中，商贸工作组的成效尤为显著。香港作为国际知名贸易中心，其核心优势并非生产制造，而在于提供高附加值的贸易服务——贸易服务占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约达20%，仅次于金融服务，这一数据充分彰显了其贸易服务的强劲实力。借助咨询委员会这一平台，广东制造业企业得以充分依托香港的国际贸易功能：不仅能持续生产优质产品，更能通过香港的品质认证体系、专业品牌推广渠道及全球营销网络，最大限度提升产品价值。
在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方面，香港的“超级联系人”作用更是不可或缺。香港拥有完善的普通法制度、国际化的专业人才队伍及广泛的全球商业网络，内地企业通过在香港设立公司，可借助其品牌公信力，更高效地开拓国际市场。同时，香港的三十多个外国商会也成为连接全球资源的重要桥梁，为内地企业对接国际资本、技术和市场提供了便捷通道。
南沙和香港深度合作的首创机制，其成功经验已从南沙走向全国。目前，海南、福建等省份已相继借鉴成立了类似的咨询委员会。这一机制创新有效打破了区域合作壁垒，促进了各地资源精准对接与优势互补，为跨区域合作注入了新的活力。
近年来，粤港两地合作的深度与广度也在持续拓展：从生猪养殖等第一产业，到智能网联汽车、海洋科技、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领域，合作边界不断突破，新的合作可能不断涌现。如今，依托南沙强大的生产制造能力，结合香港在研发创新和国际化运营方面的优势，“港澳研发、南沙转化”“港澳服务、南沙制造”的合作新模式已逐步形成。
当前，南沙与香港均将高新科技发展和高质量发展作为核心方向，而其中的关键，在于如何更好地推动政府、产业、学术、研究的协同合作，即我们常说的“官产学研”融合。此前我曾赴瑞典考察，当地的“铁三角”合作模式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高校的科研课题必须与企业实际需求相结合，企业在研发生产中遇到的难题，由高校针对性开展攻关研发，政府则出资支持高校相关科研工作，最终由企业与高校携手将具有实用价值的科研成果提交给政府，推动成果落地应用。这种模式让科研与生产紧密衔接，有效避免了科研资源浪费，其经验值得粤港两地深入学习借鉴，以进一步提升两地创新协同效能。
南沙不仅是粤港合作的高地，更是国家面向世界的重要窗口。只要我们始终坚守“心向世界”的初心，持续发挥粤港两地的独特优势，深化各领域合作，就一定能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实现互利共赢，为国家发展大局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系全国政协副主席、广州南沙粤港合作咨询委员会顾问
符正平
大湾区制度型开放
南沙将成为关键一极
2025年对南沙而言是特殊年份——既是《南沙方案》第一阶段目标实现之年，也是南沙自贸片区建设十周年。站在这一节点回望，南沙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制度型开放的关键一极，战略地位与使命愈发清晰。
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战略中有着独特“先天特征”——“一国两制”下存在三个关税区、三种不同货币。这种特殊性赋予大湾区两大核心使命：一是解决港澳长期繁荣稳定问题，推动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二是代表中国参与国际竞争，在基础设施、创新能力等方面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实现这些目标的关键在于深化制度型开放。不同于传统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制度型开放本质是通过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层面的对接与创新。对大湾区而言，这既包括衔接国际先进经贸规则，更需破除区域内体制机制障碍，打造一体化市场体系，而南沙正是这场制度协同的最佳“连接器”。
从区位看，南沙地处大湾区地理几何中心，背靠珠三角制造业腹地，面朝港澳两大国际门户，是华南兼具海港、铁路、公路立体交通网络的重要枢纽，天然具备承载跨区域制度对接的物理基础。从产业看，南沙是大湾区面积最大、产业门类最齐全的重点合作平台，涵盖高端制造、金融科技、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多元产业生态为制度创新提供丰富应用场景——无论是跨境数据流动规则试点，还是知识产权跨境保护机制探索，都能在南沙找到实践载体。更重要的是，南沙与港澳合作渊源深厚，多年来在商事登记、职业资格互认、民生服务衔接等领域积累大量经验，为更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奠定信任基础。
事实上，国家对南沙的定位始终围绕“制度型开放引领”核心。从自贸试验区建设初期“积极探索管理模式创新、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到《南沙方案》明确“打造立足湾区、协同港澳、面向世界的重大战略性平台”，每一步都赋予南沙先行先试的使命。
具体而言，这一使命可拆解为三重责任，南沙也立足自身特色展开诸多探索。
其一，破解“规则壁垒”，通过横向协调机制打通三地制度堵点。如南沙推动成立粤港合作咨询委员会和粤澳发展促进会服务中心，以“民间主导、政府支持”模式，让三地政商学界精英共同参与政策设计，这种“软衔接”有效弥补官方协调空白，为解决商事纠纷、标准互认等难题提供新路径。
其二，对接“国际高标准”，成为国家经贸规则的“压力测试区”。南沙率先开展的自由贸易（FT）账户试点、跨境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试点，正是对CPTPP、DEPA等国际规则中“跨境资金流动便利化”条款的主动适配。截至目前，南沙跨境贸易投资试点累计交易额超500亿美元，累计开立FT账户超9000户，有力提升粤港澳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水平。
其三，输出“湾区经验”，将局部创新转化为可复制的制度成果。如在庆盛枢纽，南沙落地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与港澳探索联合科技攻关机制，在产学研转化、科研经费跨境使用、人才联合培养等方面形成的“产学研协同模式”，正成为大湾区科技创新合作的范本。
此外，南沙的制度型开放正实现从“单点突破”到“系统集成”的深刻转型。以“五港联动”策略为核心，南沙通过海港、空港、数港、金融港、人才港的协同设计，构建覆盖物流、贸易、数据、资本、人才的全要素开放体系。这一转变不仅突破传统自贸区局部改革模式，更以特殊框架下的制度创新实现三大跃升：一是通过功能集成打破要素流动壁垒；二是通过规则协同对接国际高标准；三是实现从政策洼地到创新高地的生态重构。
总体而言，南沙制度型开放的本质，是通过“一国两制”框架下的治理协同，为国家参与全球规则制定提供区域实践支撑。未来需强化“中央要求、湾区所向、港澳所需、南沙所能”的联动效应，真正成为大湾区打造“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的关键极点。
作者系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院长、教授
王海峰
面向世界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是
南沙的“制胜法宝”
自《南沙方案》印发以来，南沙不断强化对外开放的系统性、深层次、国际化特质，形成多维度协同发力的独特体系，既承载国家制度型开放使命，又加速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链接全球的核心门户。其特点可概括为四个方面：
一是以“制度型开放”为核心，突破传统开放边界。从“要素流动型”向“规则制度型”跃升，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形成可复制的制度创新成果。例如，南沙率先试点“数据跨境流动白名单”等新模式，以规则对接推动开放的模式，打破了传统开放局限，成为南沙开放的核心竞争力。
二是以“双循环枢纽”为定位，实现内外联动、粤港澳协同。南沙对内通过深中通道、广深港高铁等构建“大湾区半小时交通圈”，对外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与“内陆经济腹地”的连接点；同时，南沙深化粤港澳协同，通过设立粤港澳联合实验室、港澳青年创业基地，推动人才、技术、资金等要素在“一国两制”框架下高效流动。
三是以高端产业生态为内核，构建“科创+产业+贸易”开放格局。在科创端，落地冷泉生态系统大科学装置、“梦想"号”大洋钻探船等国家级平台，吸引全球顶尖科研团队；在产业端，明珠湾起步区集聚广州期货交易所等金融基础设施，庆盛片区正打造国际化创新创业社区，半导体、细胞治疗、可燃冰开发等新兴产业在加速成型；在贸易端，打造全国最大榴莲进口口岸、汽车出口基地，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占比也不断增加，凸显“产业高端化+贸易国际化”的联动优势。
四是以“要素自由便利”为基础，打造国际化营商环境。南沙围绕“资金、人才、数据、货物”等关键要素，推动“自由流动”的制度突破：在人才方面，实施“粤港澳人才资格互认”，允许港澳专业人士直接执业；在资金方面，开展跨境人民币结算便利化试点；在数据方面，建成国际IPv6根服务器镜像节点、全球数源中心，成为全国首个以促进数据跨境流动便利化为特色的区域性试验区。
值得一提的是，南沙还进一步提出海港、空港、数港、金融港、人才港的“五港联动”发展策略，未来有望营造“全要素自由流动”的环境，为全球企业提供了“低成本、高效率、高安全”的发展土壤。
面向《南沙方案》第二阶段奋斗目标，南沙走向世界，要在更高的起点上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基于南沙已形成的制度型开放优势，南沙应在以下方面更进一步：
一要放眼世界，找准标杆。对外开放是中国发展的关键一招，也是广州南沙发展壮大走向世界的“制胜法宝”。“十五五”乃至未来十年，广州南沙要想进一步在粤港澳大湾区参与国际合作竞争中发挥引领作用，必须在更高的层次上解放思想，跳出大湾区，对标欧美日几大世界级湾区，找差距、补短板、塑优势。
二要把握规律，依靠市场。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开放水平最高、市场化程度最充分，也是最有经济活力的板块，必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者。未来十年，广州南沙要想进一步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公共服务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就必须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处理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才能让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在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竞争合作中迸发出勃勃生机。
三要广集英才，深耕科创。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科技创新资源最为多样，对创新型人才最具吸引力，也是商业化创新动力最为强劲的板块，必然会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注入不竭动力。下一阶段，广州南沙要想构建更加成熟的区域创新和产业转化体系，大幅提升国际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综合能力，必须以更加开放的胸怀，通过市场化方式广聚全球英才，吸引更多跨国公司和头部企业研发总部和功能性分支机构集聚，下大力气培育中小微创新型企业发展。
作者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肖耿
联手香港融入双循环
南沙应探索“跨境双总部”机制
实施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重要推动力。作为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的“试验田”和“加速器”，南沙在中国双循环发展战略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南沙方案》出台三年来，南沙在规则链接、跨境金融、营商环境等方面均得到长足发展，特别是在金融领域，已初步形成以跨境金融为特色，绿色金融、期货市场、融资租赁为支撑的现代金融生态体系，和大湾区周边区域形成了错位发展格局。
白皮书显示，三年来南沙持牌法人金融机构累计达到17家，落地广州市首只人民币海外投贷基金等重点机构，与香港交易所共建的广州期货交易所累计成交额约25万亿元。可以说，南沙已经在建设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试验示范窗口、金融创新功能的承载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重要节点上迈出了坚实一步。
今年5月，央行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南沙金融30条”，进一步强化南沙对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动力源的支撑作用。如何在更高起点上破题制度型开放，协同港澳打造金融创新高地，是接下来南沙必须作答的命题。
香港作为中国乃至世界顶尖的自由贸易港和国际金融中心，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超级联系人。环顾大湾区周边城市，围绕用好香港特有优势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南沙已形成了一些差异化优势。
从区位维度来看，香港地域空间有限，而南沙与香港距离较近，且周边环绕着广州、佛山等制造业发达的区域，具备得天独厚的供应链优势。
从空间维度来看，南沙作为粤港澳合作发展重大合作平台中面积最大的区域，也是唯一明确提出“面向世界”定位的平台，面积达803平方公里，具备与港澳全面合作和高质量发展的巨大空间和潜力。
更为重要的是，近年来南沙以空前力度的放权赋权，深化与相关的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两地在社会、经济、政治、金融等方面的交流愈发频繁，新产业、新资源、新趋势喷涌而出，推动粤港合作走向新阶段。
但必须看到的是，南沙、香港两地优势并不容易直接叠加，需要从制度、机制、政策上改变，才能推动两地合作实现“1+1＞2”的转变。
南沙未来改革的方向，关键在于立足自身特色，借助制度型开放的东风，让香港的金融制度优势与内地的空间和市场优势相得益彰。
一方面，南沙可以探索建立企业跨境“双总部”机制，即允许在香港片区内注册的重点香港企业在南沙设第二运营总部，由南沙政府及监管部门委托香港行业监管机构对第二总部实行港式行业监管，同时在内地监管机构备案或双注册，进而实现两地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互利共赢。“双总部”机制下，企业背靠大湾区统一大市场，可以轻松将运营总部或生产基地布局在内地其他成本更优的区域，而将融资、研发等高端功能放在南沙，利用南沙与香港的便捷通道实现上市。
另一方面，南沙也可以通过打造港式离岸学校、医院、企业、金融机构，为港人提供港式社会保障服务。比如，尝试允许香港的大学、科研机构甚至企业实验室，直接在南沙设立其“第二校区”或“第二实验室”，完全按照香港的国际化模式进行运作和管理，由香港方面主导监管，南沙主要提供空间和本地公共服务支持。
实际上，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就是一个成功范例，学校完全按香港标准运作——颁发香港学位，教师待遇包括聘用外籍人士对标国际，薪酬市场化，管理体系去行政化。两地可以通过类似的体制机制创新，鼓励港人或境外人士借助香港开放、国际化环境，来内地开展工作与社交，以“点对点”形式被派往大湾区分支机构工作生活，使其仿若仍在香港工作一般，这是南沙极具潜力的发展方向，有望吸引全球跨国公司通过双总部等机制叠加两地优势，落地大湾区。
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及副院长、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主席
向晓梅
举全省之力开题破局，省南沙工委
高效运行赋能南沙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这一国家战略，以南沙和《南沙方案》为重要抓手，通过系统性谋划与组织保障，以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为动力，形成“省南沙工作领导小组—省南沙工委—省南沙办”三级工作指挥体系，并新设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协调局，负责省南沙工作领导小组、省南沙工委、省南沙办相关日常工作。
机制一子落，发展满盘活。一套跨层级、跨部门、高效协同的省、市、区一体化决策指挥体系和工作平台成功构建，令南沙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水平得到显著提升。
2023年6月，正值《南沙方案》发布一周年之际，省南沙工委设立。这是省委、省政府为贯彻落实《南沙方案》，举全省之力支持南沙开发开放，为南沙实现从推进重大战略的“开题”阶段进入推进高质量发展“破局”阶段的又一制度保障。
两年来，省南沙工委指挥调度机制、议事协调机制、信息报送机制等各项机制高效运转，以制度优势保障《南沙方案》第一阶段目标任务基本完成，具有三大特点：
一是运行机制扁平化。省南沙工委由省、市、区三级主要领导直接挂帅，确保“一盘棋”统筹资源，能够快速决策、强力协调、灵活创新、专注落实。例如，南沙总体发展规划上报国务院，省人大常委会制定《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条例》，省级行政职权调整下放等重大赋权，以及省直机关出台一系列支持南沙专项政策，通过省南沙工委机制得以高效推进，做到“南沙的事南沙办”，为南沙大胆开展首创性、差异化改革提供“试错容错”的灵活环境。
二是目标推进节点化。省南沙工委聚焦重大战略规划、重大政策、重大项目、重大改革事项，以年度工作要点、会议纪要等形式挂图作战，将长期战略分解为短期、可量化、可考核的具体目标，形成了清晰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提前规划并优先保障土地、资金、数据等关键要素的供给分配。同时，通过创新实施工作进度“红黄灯”动态预警督办机制，形成全周期可视化管控闭环，确保《南沙方案》各项任务落实可控，能够向市场投资者、港澳和国际社会持续释放“南沙在提速、规划正兑现”的积极信号，极大增强其对南沙发展的稳定预期和投资信心。
三是协同联动高效化。省南沙工委打通省、市、区三级公文直通渠道，创建《省南沙工委信息专报》交流工作动态，搭建省市资源直通南沙的“绿色通道”，并且充分调动各方力量向上级争取资源支持南沙开放开发，形成智能网联汽车三地（横琴、前海、南沙）监管互认、全球数源中心（中国·南沙）国家数据基础设施试点等标志性成果。此外，通过第三方评估工作，评选出工作标杆单位和标杆案例，以“以评促改、以评促优”机制，激发各成员单位创新动力，形成一系列可量化、可复制、可感知的实践成果。
高效运行之余，也要看到省南沙工委工作机制仍有优化提升空间。
一是需深化机制建设。建议通过省南沙工委会议、第三方评估、专题培训、座谈交流、省南沙工委专报等多种形式，提升成员单位对“专岗专责、工作计划管理、问题分析、资源倾斜、堵点解决”的认知度，提高工作参与度和积极性，进一步畅通工作沟通渠道。
二是需强化问题导向。建议继续强化与上级成员单位的沟通，常态化开展省、市、区单位拜访交流活动，及时互通难点问题，深度剖析问题根源，精准提炼需省南沙工委协调决策的对策建议。同时，建立“问题库—对策库—资源库”三库联动机制，加大调研督查力度，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思路建议供省南沙工委决策。
三是需完善评估体系。建议持续加大对省南沙工委机制运行评估，对各成员单位运用省南沙工委机制推动南沙开发建设的实施效果强化评估力度，根据2024年度标杆案例和标杆单位遴选情况，优化完善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方式，营造评优促先的良好氛围。
作者系广东省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广东省社科院原副院长
倪明选
港科大（广州）与南沙的创新启示:
一流大学与一流湾区共生共荣
全球一流湾区崛起始终与一流大学深度绑定，硅谷凭斯坦福知识赋能成科技高地，肯德尔广场借麻省理工聚合创新要素。这印证核心逻辑：大学是知识生产策源地，区域是战略落地实践场，二者要素互嵌、价值共创，方能形成共生共荣生态。
2022年，《南沙方案》发布与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简称“港科大（广州）”）开学的“历史性同频”，正是这一逻辑的粤港澳大湾区实践——在国家战略支持下，以一流大学为创新引擎，激活区域创新发展动能。
《南沙方案》明确南沙“立足湾区、协同港澳、面向世界”定位，核心是将政策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关键在构建“人才—科技—产业”良性循环，而一流大学正是循环的“启动器”与“稳定器”。
作为教育、科技、人才交汇点，港科大（广州）突破大学仅为人才输送站认知，通过“引才—育才—用才”全链条成为创新要素“聚合器”。引才上，98%学术人员有海外背景，46人入选斯坦福“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榜单2024”，占比近20%，其人才密度通过知识碰撞产生“溢出效应”，既筑牢“卡脖子”技术智力底座，又链接全球创新网络。育才方面，近4000名本硕博学生覆盖多地区，本科首年招生达C9水平；2024年首届哲学硕士近六成赴名校深造，超三成入职龙头企业，部分投身新兴产业创业；大数据智能理学硕士首批毕业生实现100%高质量就业或升学，既实现高端人才本土化培育，也为大湾区构建人才储备池。
全球湾区竞争本质是“科技创新—产业转化”效率之争。大学是知识生产源头，产研融合是知识转化为产业价值的关键通道。
港科大（广州）的实践表明，唯有高校科研对接产业需求、企业资源反哺技术攻关，才能打破“创新孤岛”，构建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创新链。学校建有41个实验室，近千项科研项目立项，产业合作深化；师生创业项目超170个，注册公司超80家（50家扎根广州），聚焦新材料、人工智能等领域，总估值近45亿元。这些成果是知识溢出效应的落地，让“纸上成果”成产业升级核心动能。本质上，这种产研融合重构“创新价值链”：高校做原始创新，企业做场景验证，政府与资本提供支撑，形成“创新—转化—应用”闭环，为南沙相关领域“技术—产业—人才”集聚创造条件。
若大学创新是“点”，产研融合是“线”，生态协同便是支撑大湾区创新的“面”。
在南沙，以港科大（广州）为核心的创新生态加速构建。依托创科平台，学校通过创投基金、孵化场地等推动多方“相向奔赴”；携手广州产投设10亿元科技成果转化母基金，撬动50亿元资本；与政企共建的科创转化基地入驻32个项目，产值数千万元，储备项目超50个；联合机构发起“湾区人工智能产业创新联盟”，打造AI协同枢纽。这些实践核心是打破要素壁垒，让政策、技术、人才、资金产生“化学反应”。
站在《南沙方案》第二阶段起点，港科大（广州）与南沙的协同积累了校地融合经验：大学需嵌入区域战略，区域需以生态思维提供保障，各方需打破壁垒推动要素流动。下一步，南沙打造大湾区“新硅谷”，则需从单点创新迈向系统创新，形成具国际视野、深耕中国国情的“范式创新”：以《南沙方案》为引领，借政策构建生态框架，依托港澳链接全球资源，扎根南沙对接国家产业需求。这种模式兼顾制度优势与市场活力。
当大学创新基因与区域需求深度融合，南沙“新硅谷”愿景必将实现。这一“大学与湾区共生”新范式，不仅为大湾区注入动能，更向全球贡献湾区发展的中国智慧。
作者系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校长、教授
谢宝剑
以人才高地建设
支撑南沙高质量发展
《南沙方案》实施以来，南沙区以建设国际化人才特区为目标，深入实施“图南筑梦”行动，乘“百万英才汇南粤”的东风，使南沙迅速成为大湾区乃至全国的人才“强磁场”和“人才港”。近年南沙人才工作按下“快进键”，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机遇期。特别是“百万英才汇南粤”行动计划实施以来，吸纳大批青年大学生到南沙创新创业，充分彰显了其强大的吸引力，标志着南沙不仅在政策层面构筑了人才高地，更在实践中赢得了人才“用脚投票”的认可。
展望未来，建议从三个方面发力，以高水平人才集聚支撑高质量发展。
一是加强产业聚才，构建“以产聚才、以才兴产”的共生生态。南沙要实现从“人才洼地”到“创新高地”的跃升，就必须将人才战略与产业布局深度捆绑，构建“以产聚才、以才兴产”的良性循环。
首先，应建立动态的“产业人才地图”。联合区内龙头企业、科研机构和行业协会，对重点产业链进行全景式扫描，精准绘制出从上游研发、中游制造到下游应用的全链条人才需求图谱，以实现识别人才缺口，预判未来三至五年的技能需求，从而为全球招募、本地培养提供精确导航，并反向引导高校优化课程设置，实现教育链与产业链的无缝对接。其次，应充分赋能“链主”企业的“头雁效应”。政府可鼓励链主企业围绕自身生态圈，吸引和孵化一批“专精特新”上下游企业，形成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人才结构多元互补的产业生态雨林。最后，要持续推动产业科技互促双强。通过搭建更高能级的平台，促进中国科学院明珠科学园的科研成果，与市场化的创投资本高效对接，加速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进程。只有当创新成果能迅速转化为新产业、新业态时，才能创造出源源不断的高质量就业岗位，形成对高层次人才最持久、最根本的吸引力。
二是深化开放引才，打造链接全球智慧的“规则衔接”示范区。作为“面向世界”的重大战略性平台，南沙吸引人才的独特优势在于其制度型开放的巨大潜力，必须在“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上大胆先行先试，将自身打造成为全球人才进入中国、融入湾区的首选门户和最佳范例。
要将规则衔接的范围从职业资格拓展至更广阔的领域。应积极争取国家赋权，在数据跨境安全有序流动、国际商事仲裁与调解、知识产权保护、科技型企业设立等方面，率先探索与港澳及国际通行规则的对接，为国际人才营造一个熟悉、稳定、可预期的法治化和市场化营商环境。要建立全球引才网络。依托现有的海外人才工作站和离岸创新中心政策，在全球主要创新城市布局“人才飞地”，作为南沙在海外的“招才引智”前哨站，并主动对接“产业人才地图”的需求，精准推介南沙的发展机遇，提前锁定和招募全球顶尖人才和团队，实现全球引才的“离岸孵化、在岸加速”。
三是优化环境悦才，营造“年轻的城吸引年轻的人”的活力场域。“悦才”是衡量人才高地建设成功与否的关键。南沙必须在优化城市“软环境”上持续发力，将城市打造成为一个充满魅力、机遇和温度的理想家园，从满足人才的“生存需求”转向满足其“生活和发展需求”。
首先，要精心培育多元包容的城市文化生态。支持小众化、社群化的文化活动，如国际美食节、双语话剧社、青年艺术家联展、社区体育联赛等。通过营造开放、包容、互动的文化氛围，促进不同背景人才的交流与融合，构建真正的社群归属感。其次，要大力发展激发创新的“第三空间”。“第三空间”是知识溢出、思想碰撞和跨界合作的催化剂，能够为青年人才提供一个放松、社交、学习和创造的平台。南沙可规划建设更多高品质的滨海休闲空间、共享办公空间、创客实验室、主题咖啡馆、微型图书馆、社区体育场等。最后，要打造无缝衔接的智慧城市生活体验。
作者系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马向明
统筹粤港澳协同与宜居宜业双重使命
打造人民城市样板
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了“人民城市”的城市建设新理念。南沙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承载地，兼具地理上的独特性，人民城市的建设，可以实现双重使命的统筹：在服务粤港澳协同“国家战略”的同时，又打造出市民宜居宜业的“幸福家园”，实现国家战略与服务人民的使命协同推进。
《南沙方案》出台三年来，在过去快速发展基础上切实践行了多方参与的“开门编规划”理念，通过共同规划促进协同建设，在提升南沙市民获得感的同时，创新功能和海洋城市特色逐步显现，“人民城市”建设成效显著：
一是不断完善制度。设立了“城市规划委员会”议事制度，将“开门编规划”落到实处，促成多领域专家与政府高频互动，以专家智慧助推高质量规划与建设，为南沙人民城市建设夯实根基。另外，为了切实推进粤港合作，创新性地成立了“粤港合作咨询委员会”，加强了两地专家与政府、开发者互动；实施港澳规划资质跨境互认，便利港澳建筑及工程咨询企业和专业人士在南沙执业，为引入国际高水平规划设计经验创造条件。
二是持续推进产业升级与民生改善。通过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如深中通道南沙联络线、地铁18号线等，以及开通前往深圳、中山跨市公交，快速提升南沙与周边城市的互联互通水平，推动南沙从大湾区地理中心向网络中心进化；聚焦启动区，结合轨道枢纽等建设产业平台、大学科技园、产业园等，提升南沙就业机会，增强人口集聚能力。新建体育、医疗、教育、休闲开放空间等多种类型的公共设施，推动教育医疗设施优质均衡发展，持续完善“15分钟生活圈”，显著改善了人居环境。
随着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不断提升、民生设施不断完善，协同效应正逐步显现，人口和产业不断聚集，一个现代化的滨海城市正在成型。
城市发展不仅要为市民提供就业环境和宜居环境，更要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抓好人民城市人民建——创造条件使人民可以实质性地参与城市规划建设运营的全过程。
因此，政府需要进一步完善机制，将各领域的专家、企业以及本地居民纳入人民城市建设框架，引入多方智慧和社会资本，充分吸纳全球先进的营城技术理念，紧扣本地需求，推动南沙共建共享“现代化滨海新城”。
建立更广泛公共参与机制。在现有规划委员会制度框架下，面向科学家、企业、海洋城市建设等增设议题型咨询委员会，作为政府决策的常设专家智库；拓展粤港咨委会等跨区域参与制度；完善市民议事制度与线上参与平台，形成主题性多层次公共参与体系。
提升公共空间公共性。在借鉴广州中轴线做法，营造全民共享的多元开放空间的基础上，针对当前我国城市中心区普遍有开放空间无交流场所的建设现状，借鉴香港的经验，在中心公共地带配建一定数量的小规模会议会展空间，向社会组织开放，为各行业、各领域协会在中心地带提供交流场地，促进不同行业不同主体之间的“视域拓展”，激发个体探索欲，持续培育创新群体。
发挥南沙水网多的特点，构建完善的线性开放空间。不断完善绿道、碧道等线性空间建设，以线性空间串联中心公园、学校、社区共享空间、产业核心等城市节点，塑造城市独特魅力，提升慢行生活体验与市民获得感。
推动公共空间的艺术化。南沙要建设创新城市。爱因斯坦说过，高度普遍的科学规律的发现没有逻辑的路径。创新需要想象力，需要灵感。发达国家的城市近年来大力推动公共空间的艺术化来激发城市的创造性。如纽约的高线公园，也是“高线艺术走廊”，定期遴选本地艺术家更新公共艺术装置，配套工作坊、导览等互动环节，让公众成为艺术共创者，强化社区认同，激发在地创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