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英译散论六则》（见《英语世界》2025年第7期、第8期）完稿后，细读苏慧廉（1910，首次出版年份，下同）庞德（1933）威利（1938）、刘殿爵（1979）、查尔斯·穆勒（1990，网络版）、金安平（2014）史志康（2023）等七家《论语》英译本，再得随感六则。作为《散论》的续篇，借《英语世界》一隅，求教于方家。
一、三思而后行
语出《论语·公治长》。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
程子将这里的“再，斯可矣”解读为：“为恶之人，未尝知有思，有思则为善矣。然至于再则已审，三则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讥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2，页81）
也就是说，前思后想，来回斟酌，反而会将自己的一己私利考虑进来，影响了判断。因此，如果把“三思而后行”作为箴言警句单独来用，英文习语 think twice 倒更符合孔子的建议：想两次就足够了（再，斯可矣）。
作家废名以此来反省自己的行为。抗战时期废名在家乡避难，穷亲戚的小孩来访，他打算筹点钱相赠，转念又想，这不会让他养成倚赖性吧？废名马上用程子的话检讨自己：“我第一个想头是对的，应该筹点钱给穷孩子，第二个想头，其实就是‘三思’，是自己舍不得了。我不知怎样喜欢程子的话哩。”（废名：《读朱注》，收入止庵编：《废名文集》，东方出版社，2000，页296）
当然，从整甸来讲，史志康将其中的“季文子三思而后行”译为“J Wen-zi is inclined to think thrice or more before action.”（史志康译注：《论语：汉英对照》，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页87）不无道理，古代汉语中的“三”常用来强调次数之多（thrice or more)，正如杨伯峻在“三思而后行”的注解中所言：“这一“三’字更其不是实实在在的‘三”。”（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12，页70）
“三人行，必有我师”（《论语·述而》）的英译同样涉及“三”如何理解的问题。
对于该句，吴其尧在深入研究后指出，朱熹的注解明确为三人，钱穆的《论语新解》从朱注；王力的《古代汉语》、杨伯峻的《论语译注》认为“三”并非确指，“三人行”即几个人一块儿走路。谈及“行”，同样有“走路”和“言行”的争论。他比较了威利、辜鸿铭、刘殿爵和林戊荪的不同译文，更倾心于林戊荪的版本：
Walking in the company of others, there is bound to be something I can learn from them. Their good traits I follow, their bad ones I try to avoid.(吴其尧：《知困集》，上海三联书店，2022，页20）
三人行，必有我师。
二、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语出《论语·为政》。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刘殿爵将该句译为:If one learns from others but does not think, one will be bewildered. If, on the other hand, one thinks but does not leamn from others,one will be imperilled.（刘殿爵译：《论语（中英文对照）》、中华书局，2008.页23；以下引自该译本译文，只注页码）
与原文的简洁洗练相比，刘译略显冗赘。汉学家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曾先后担任山西大学堂西斋总教习、牛津大学第三任汉学讲座教授）的译本则精简很多。
苏慧廉将此句译为: Learmning without thought is useless. Thought without learning is dangerous.（苏慧廉英译，闫晋玮、杨凯旋校订：《论语译英（珍藏版)》，商务印书馆，2018，页173；以下引自该译本译文，只注页码）该译法能清晰看到大文豪约翰生（SamuelJohnson）的影子。约翰生在哲理小说《王子出游记》中写道：Integrity without knowledge is weak and useless,and knowledge without integrity is dangerous and dreadful. 苏慧廉仿拟约翰生小说中的句式，足见其文学功底之扎实、知识储备之丰富。苏慧廉译本入选牛津大学出版社世界经典丛书，可谓实至名归。
苏慧廉的译文明白晓畅，同时又与英国文坛祭酒约翰生的名著形成互文性，易于传诵，更胜一筹。
三、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
语出《论语·子张》。孟氏使阳肤为士师，问子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
关于“哀矜而勿喜”，各家注解基本一致。北宋谢良佐称：“民之散也，以使之无道，教之无素。故其犯法也，非迫于不得已，则陷于不知也。”（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2，页192）东汉马融有“民之离散为轻飘犯法，乃上之所为也，非民之过也”之说、南朝时皇侃更是直言：“民之犯罪，非其本怀。”（皇侃：《论语义疏》，中华书局，2013，页508）。这里的“迫于不得已”，陷于不知”“非民之过也”“非其本怀”都有为犯法者掬一把同情之泪的意味。
结合苏慧廉和刘殿爵的译文，此甸可译为：When you discover evidence against a man, have compassion on him and take no pleasure in your discovery.
这句话对张爱玲影响深远，在她的笔下多次出现。例如：“不记得是不是《论语》上有这样两句话：“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这两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刻。我们明白了一件事的内情，与一个人内心的曲折，我们也都“哀矜而勿喜：吧。”（张爱玲：《重访边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页5）
除了直接引述，还有巧妙化用。《我看苏青》一文中，她写道：“因为是写小说的人，我想这是我的本分，把人生的来龙去脉看得很清楚。如果原先有憎恶的心，看明白之后，也只有哀矜。”（张爱玲：《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页239）“如果原先有憎恶的心，看明白之后”对应的正是“（如）得其情”，“哀矜”无疑脱胎于“哀矜而勿喜”。
张爱玲对这句话的钟爱，广为人知。美籍华裔汉学家、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就将张爱玲喜欢的这句孔子语录题赠友人：“夏公坐在书桌前，用清秀的字体为我写下张爱玲给他信中的话：‘我是爱着人生，对文艺往往过苛”，以及张爱玲所喜爱的孔子《论语》中的一句话‘如得其情，哀矜而勿喜——夏志清笔录’。”（周励：“秋韵忆事”，《新民晚报》，2023年11月12日，16版）
张爱玲把这句话化成了八个字：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四、名不正，则言不顺
语出《论语·子路》。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关于这里的“名不正”，杨伯峻指出“孔子所要纠正的，只是有关古代礼制、名分上的用词不当”（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12，页187）。李泽厚也强调“‘名’是社会秩序、规范、礼制的具体法则”（李泽厚：《论语今读》，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23，页265)。因此，“名不正”可译作when names concerning class distinction and rites are not correct。
西方译者则将“名”简单地理解为“名称”“术语”，即terminology。
强调语言上精确的美国诗人、文学评论家、意象派诗歌代表人物庞德（Ezra Pound）翻译“名”时，在译词words后，特意加上了 terminology:If words (terminology) are not (is not) precise, they cannot be followed out,..(Confucian Analects. trans. Ezra Pound, London: Peter Owen Limited, 1933,p.79)
该节的“必也正名乎”，庞德的译文同样强调术语精准的问题：Sete the names (determine a precise terminology).
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终身荣誉教授查尔斯·穆勒（A.Charles Muller)沿用庞德的译法，同样将“名”译为terminology:If terminology is not corrected, then what is said cannot be followed.(引自 http://www.acmuller.net/con-dao/analects.html)
“名不正，则言不顺”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以及中国科技史上还曾发挥过不小的作用。
汉学家苏慧廉关注中国科技术语的统一。1909年，他在拜访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时任学部侍郎严修时，提议在北京成立一个术语部（Board of Terminology），严修称没有资金。苏慧廉即以“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一句回应。半年之后，苏慧廉再次见到严修，后者重复了前者引用过的话，说已委任严复成立审定名词馆。苏慧廉幽默地感慨，孔子建造了一所他从未梦想过的名词馆。（苏慧廉著，关志远、关志英、何玉译：《李提摩太在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页246）
关于这里的“审定名词馆”，此处略作延说。首先，名词馆的正式名称为“编订名词馆”，《申报》的报道及严复书信中另有“审定名词馆”“正辞馆”之说。其次，关于编订名词馆成立的时间，苏慧廉《李提摩太在中国》书中称是1910年。译者注指出，苏慧廉此处记忆有误，应是1909年11月。此处的日期还可细考。根据学部官报（第105前）《本部开办编订名词馆异港派总纂折》以及严复书信及《申报》的跟踪报道，编订名词馆奏准设立的准确时间为1909年农历九月十六日，即公历10月20日：严夏在给夫人的信中称“学部编订名词馆，已于廿开办”，可知名词馆开办日期为农历九月二十日，即公历11月2日；信中又及“明日起便须常日到馆督率编辑”。写信日期为1909年11月4日，可见严复正式就职是在11月5日。
名不正，则言不顺。“编订名词馆”的准确名称和设立过程中的不同时间节点，同样要考证清楚，做到名正言顺。
五、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语出《论语·述而》。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邱振训将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穷理查年鉴》中的金句“A good man is seldom uneasy, an ill one never easie.”非常巧妙地译作论语中的“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邱振训译：《穷理查年鉴》，柿子文化，2016，页84），也是一段中西文化交流的佳话。
刘殿爵翻译此句时也用到easy 这个词：The gentleman is easy of mind.while the small man is ever full of anxiety.(页125)
再来对比英国汉学家威利(Arthur Waley)的译文：A true gentleman is calm and at ease; the Small Man is fretful and ill at ease.(威利译：《论语：汉英对照》，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页93；以下引自该译本译文，只注页码）
威利和刘殿爵的译本都用到了easy 和at ease，分别取“free from anxiety or care”和“comfortable, relaxed, without annoyance”之义（《牛津英语大词典简编本》，页785、784），和后面的“长戚戚”（经常局促忧愁）形成明显对比，突显了君子“心地平坦宽广”
easy 和 at case的这一层含义在《论语》中频频现身。《述而篇》中就有两处。“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中的“恭而安”，刘殿爵和威利分别译为respectful yet at ease(页125)和polite buteasy(页93）。“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威利译为“In his leisure hours the Master's manner was very freeand-easy”（页79)，这里的free-and-easy 取该短语“unconstrained,natural,dafiected, unceremonious”之义（《牛津英语大词典简编本》，页1030）。
可见，君子的“坦荡”“（恭而）安”“申申如也”，强调的都是内心的平和与安详。
六、君子固穷
语出《论语·卫灵公》。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美国汉学家莱尔（William A.Lyell)将《孔乙己》中的“君子固穷”译为：The gentleman doth stand firm in his poverty. (Lu Xun, Diary of a Madman and Other Stories, Trans. William A. Lyell,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0,p.44)莱尔译文中用表示强调的do，突显了君子的安贫乐道，从而与小人穷困之时的胡作非为（“穷斯滥矣”）形成对比。th这一中古英语第三人称单数的动词变位更为译文增加了一丝古朴的风格，与“君子固穷”的语体相呼应。
stand firm 这一表述在典籍外译中颇受青睐。苏慧廉就将“三十而立”译为：At thirty,I stoodfirm.（页157）
战时的通胀导致昆明物价飞涨，“君子固穷”为西南联大校训“坚毅刚卓”作了生动的诠释和注脚，尤其是出自一个外国人之口。
1943年7月13日，郑天挺与米士（Peter Misch，后成为享誉世界的构造地质学家)谈及同人之穷困，“米士毅然曰：“君子固穷””。郑天挺由此感叹道：“此犹太血之德国人，可谓出乎其类者矣。月前企业局请其任顾问，立辞拒，操持尚在国人之上。今日此言亦使人愧怍。”（郑天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下册，中华书局，2018，页717）
君子固穷，不坠青云之志。
《论语》及其英译的研究，既可通过不同译本的细读，探究孔子的思想（如“名不正，则言不顺”中的“名”）及其系统性（如“君子坦荡荡”“恭而安”“申申如也，夭夭如也”中的“坦荡荡”“安”“申申”)，亦可通过延伸阅读，探究孔子思想的广泛影响（如“三思而后行”之于废名、张爱玲与“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的渊源）及《论语》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的身影（如“编订名词馆”的成立及西南联大外籍教授米士所笃行的“君子固穷”)。只有这样，《论语》的英译及其传播研究才能做到百花齐放、融汇中西。
（作者单位：深圳职业技术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