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春，欣获中国翻译协会颁发“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消息传来，喜出望外！恍然醒悟，原来自己涉足翻译领域，不知不觉间，已经超越一个甲子。回首往昔，山重水复，在曲折迂回的译道上，行行复行行，曾涉过低谷，越过高岭，如今竟然可以在山腰的凉亭小憩，看云舒云卷.观日出日落，于晨曦夕照中，细细回味平生与翻译结下不解之缘的因由与始末，岂不令人感恩不尽，感怀良多！
我这辈子，大约十岁，才第一次接触到“翻译”这个词。当年就读小学，有一天，一位同班同学无意中提起她妈妈正在“翻译”一本书——《林肯外传》，当下不明白“翻译”是怎么回事，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开始学习英文,只知道这书原本是英文的，要把它变成中文再写出来，那可是了不起的大事，很值得佩服。那当口，也正是自己跟两位同学，一共三个小学生在细雨霏霏中躲在杜鹃花丛下，朦朦胧胧对文字产生兴趣，开启小说家梦的年代。然而，“翻译”这两字，虽然含糊，倒也从此在自己稚小的心灵中留下了印记.多年后没当成小说家，却在冥冥中走上了文学翻译的道路。
简略接触到翻译，还是进大学之后的事。那时我就读于香港崇基学院英文系，翻译是其中聊备一格的选修科目，可有可无。上课时老师松松懈懈，学生懒懒散散，既没有像样的教科书，也没有扎实的参考资料，上了一学期，对翻译的本质根本就是不甚了了。想不到的是，毕业后第一份工作，居然是在亚细亚石油公司（当时名为The Shell Company，今壳牌石油公司子公司）当编辑及翻译。
在石油公司当翻译，比想象中复杂很多，原因是石油公司的业务遍及各种范畴，举凡化工、农药、机械、天然气等各种产品，都一一涉及。这对于没有科学背景的文科生如我，翻译起来当然是困难重重了。全香港第一本推销石油气（当年叫作丁烷气）的小册子，就是我在挑灯夜战、叫苦连天的情况下，硬着头皮翻译出来的。
一年后出国求学，负笈美国华盛顿大学，两年后学成返港，进入母校香港中文大学（下文简称“中大”）执教。我原本隶属宗教知识及哲学学系，不料数年之后中大成立翻译系，经校方议决，奉召出任这崭新学系的始创教员之一。从此因缘际会，就毅然踏上漫漫译道，竭力向前，不敢稍歇了。
回顾平生，一直浸淫在学术圈子里，对于生活中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涉猎不多，譬如，我自小不擅运动，连普通体育项目都不精，更别说上天下水了。因为翻译，我才体会到飞行员跳伞降落的精准与决断。翻译如跳伞，落笔时，面对艰涩难明的原文，要拿捏分寸，明白过犹不及的道理，恰似飞行中前有大海，后有高山，要选择山海之中的绿茵，及时纵身一跳，才能安全落地。翻译又好比潜水，原文在前，先得果敢投入，在碧海深处遨游探索，极目四顾，悉心体验，待寻得宝物，又需及时抽身，浮游而上，以免沉溺其中，难以自拔。翻译也因此让译者体会到我国古语“探骊得珠”的真谛，原来要得千金之珠，必涉探骊之险，潜泳者需奋不顾身，跃入深渊，方能战胜危难，得珠而返。这就是翻译时必须悉力以赴、吃透原文的道理。
坊间一向以为，翻译就如戴着镣铐跳舞。虽然锁链缠身，沉重无比，但是舞者必须举重若轻，翩翩起舞；即使做不到衣袂飘飘、舞态生风，也得手足灵动、婀娜多姿吧！换言之，译者虽然受到原文的牵制，却必须尝试摆脱桎梏、破茧而出，尽量使译文达至神形兼备的效果。
翻译更需要的是无比的耐力和决心。中学时不喜家政课，由于缺乏耐性，最讨厌编织刺绣，那磨人的玩意儿，思之令人生畏。每到学期末要交作业时，都是央求妈妈代劳，还生怕她做得太巧，要她马虎下手，搪塞过去的。谁知道有朝一日，自己亲手翻译时，那一字一句的琢磨斟酌，译了又改，改了再译，比起缝纫刺绣时，一针一线精工出细活，甚至缝了又拆、拆了再缝的功夫，实在不遑多让！
回首往昔，在译道上跋涉多年，由1972年香港中文大学开风气之先，正式成立翻译系（是为海内外第一个以“翻译”命名的学系）开始，迄今超越半个世纪。一路走来，涉过羊肠径、独木桥；再抬头，却瞧见了繁花地、艳阳天。换言之，当年狭窄曲折的乡间小路，如今已经车水马龙，发展成为康庄大道了。我虽不才，却身历其境，休戚与共。承蒙翻译名家单德兴教授在2015年跟我做过一次专访，并以《三文、五语、六地、七书——金圣华教授的翻译因缘》为题，总结了我的翻译历程，称之为“六译并逃”，即“做翻译、论翻译、评翻译、教翻译、改翻译、推广翻译””的全面展示。以下，试从这六个方面，谈谈我历时数十载的翻译生涯。由于篇幅所限，我将主要聚焦在“做翻译”这方面的体会。
身为译者，最要紧的当然就是涉足译坛的实战经验。历来翻译的作品，字数不算多，然而跨度大，时日久；对于翻译的投入，自省亦孜孜不倦，迄今未辍。曾经翻译过的文类，包括小说、散文、诗歌、书信、文评及戏剧等，兹从对于个人影响最深的一些作品说起。
1973年，当时我正在刚成立不久的中大翻译系执教，李如桐先生来函，邀我翻译一本中短篇小说——The Ballad of the Sad Caf。这部小说由美国女作家卡森·麦卡勒斯（Carson McCullers）于1951年发表，内容涉及美国南部荒凉小镇上一段发生在“女汉子”、浪子、驼子之间的三角畸恋，读来荒诞不经，匪夷所思。1974年初，正值教书生涯中第一次公休长假，我便远赴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创作系进修，顺便开始着手翻译。由于这次任务是应邀从事，并非自选题材，因此，操作中译者与原作的关系，纵使不算“盲婚哑嫁”，但也迹近“相亲撮合”了。这种关系，要朝夕相对，日夜厮磨，并非易事。翻译此书，由最初的热切，到中期的失落、随后的体悟，至终局的和解，经历了跌宕起伏的过程，恰似在温哥华遍尝由寒冬到初春，从雨雪、阴冷、孤寂、寥落至春暖、花开、抖擞、奋进的不同阶段。当年由于初涉译林，未及细读就接下任务，还以为自己即将翻译的是一本悱恻缠绵的爱情小说，书中不乏荡气回肠的经典片段。谁知一开始译，发觉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原作者的着墨点跟我的预期截然不同，麦克勒丝以儿童般的敏锐，直观人性的阴暗，揭露爱情的荒诞，下笔坦率直接，毫不留情。因此，如何以快速的节奏、锐利的笔触，重现原作中复杂的感情纠葛和灵活的动作场面，就成为极考验功夫的挑战。在苦苦挣扎的几个月方面，所幸结识了创作系的布迈恪（Michael Buflsek）教授，他是著名的诗人兼翻译家，我从他主持的翻译工作坊中疾益意多：另一方面，也在大学收藏丰富的图书馆中，遍读余光中的散文集，从中学习，汲取灵感。因此，在冬去春来之际，翻译工作终于曙光呈现，渐入佳境了。返回香港时、初稿已经完成，承蒙当时在中大翻译中心主持业务的高克要（笔名乔张高）为我审稿，除了悉心指点之外，还为我出谋献策，建议译名。高先性是中英文俱佳的高手，在译坛一向负有“活百科字典”的美名，他在美国生活多年，深知原作书名中的cafe一词，与中文的“咖啡馆”大有出入。mf其实描述的是一家荒凉小镇上的小酒馆，至于ballad一词此处并非民谣之意，而是指涉三位主角之间令人惋惜的悲剧，即一阕哀曲，因此，书名应翻译为《小酒馆的悲歌》。译文于1975年由今日世界出版社出版，是为该书最早的中译版本（内地李文俊翻译的《伤心咖啡馆之歌》则收编在《当代美国短篇小说集》中，于1979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The Ballad of the Sad Cafe 翻译成中文后，并未一纸风行，然而谁会想到这样一本翻译小说，竟然穿越时空，在日后牵起了种种奇妙的因缘，从而使文海波涛起伏、文林繁花盛放呢？李文俊翻译的《伤心咖啡馆之歌》出版后不久，影响了一位十七八岁的少年，使他兴起了文学创作的欲望，他就是日后闻名遐迩的作家苏童。至于《小酒馆的悲歌》所产生的效果，就更加曲折离奇了。话说当年我的翻译出版后，就如坊间不少其他译作一般，迅即没入书海书林。原以为从此销声匿迹、踪影难寻了，谁知道某一天，一位爱好读书的朋友无意间走入一家隐世的楼上书店，不经意翻阅一本书架上尘封的译著，这一看，就深深地受到触动，从此对译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多年后，茫茫人海中，这位名叫乐乐的朋友和译者竟然在《华侨日报》的副刊上，成为比邻而列的专栏作者。出于好奇，乐乐在专栏上殷殷垂询，邻座作者与《小酒馆的悲歌》译者是否为同一人？专栏上两位远隔重洋的笔友就此结交，开始互通信息了。有一天，乐乐来电说有事相求，原来她有个好学不倦的友人，想找位学者聊聊中英书籍，谈论一下有关文学与翻译的事。虽然我当时工作十分忙碌，但是一听到这位友人是谁，就难以拒绝——这就是我跟林青霞结缘的开端！从此，两个不同圈子的人，居然因为一部翻译小说兜兜转转的牵引，一见如故，迄今相知相交二十余载。多年来，我眼看着她跨界转身，由一个家中无字的素人，蜕变为一位无书不收的作家，一步一脚印，其间的努力与付出，令人动容。我目睹了这些过程，参与其事，并在拙著《谈心——与林青霞一起走过的十八年》（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中详细罗列，此处不赘。回首往昔，假如没有《小酒馆的悲歌》，我不会认识乐乐；没有她的引介，我不会结识青霞，从而促使这位影艺界的天王巨星，如今欣然迈进文化学术圈。由此可见，一部文学作品穿过山、越过海，远涉异国，一经翻译出版，影响深远，激发了世上多少韵事几许善缘！翻译的力量可真是润物无声，无远弗届啊！
我还翻译了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长篇小说《海隅逐客》（An Outcast of the Islands）。康拉德原籍波兰，却以英文创作，成为英国文坛闪耀夺目的名家。《海隅逐客》是他的第二部作品，讲述了白人威廉斯因行为失德，给放逐到天涯海角，在荒岛上邂逅阿拉伯女郎爱伊莎而展开一段孽缘的故事。康拉德的行文，风格华丽、词汇丰富，喜用长句和排比句，其描绘事态背景和情景交融的片段尤见功力。20世纪70年代末的一个暑假，趁着稍有空闲，决定全神贯注地翻译这部长达20万字的小说。那时，我每天黎明即起，趁路上车少人稀，以有限的驾驶技术，从港岛的居所，穿越两个隧道，清晨七时三刻就到达位于新界的中大，在办公室中一坐就是七八个小时，浑忘时间、浑忘一切，一心沉浸在原著错综复杂的句法中，抽丝剥茧，逐字细究，时因晦涩难明而沮丧，时因解开纠结而狂喜！记得余光中当年翻译欧文·斯通（Irving Stone）的《梵谷传》（Lust for Life:The Story of Vincent van Gogh）时，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他说那是他多病心乱的时期，原以为接下翻译的任务，会不胜负担，谁知道几个月下来，“随着译事的进展，我整个投入了梵谷的世界，朝夕和一个伟大的心灵相对……在一个元气淋漓的生命里……我忘了自己小小的烦忧”，他更说，“书译好了……梵谷疯了，自杀了，译者得救了”2。原来，他是倾注了自己的生命力来翻译的。当年初出茅庐的我，虽然才疏学浅，但基于对翻译的执着与尊重，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记得有一次，原著叙述一片雨云，如何成形.如何变厚、如何飘移、如何演变、如何形成暴雨，那详尽的描绘，层次分明，淋漓尽致，我足足搏斗了一整天，才勉强完成。小说中很多片段优美得如诗如画，译者必须再现原文的神髓，引使读者产生类似阅读原著的美感体验.才算尽了翻译的能事。翻译家罗新璋提出的“译事三非”说得好：“外译中,非外译外；文学翻译，非文字翻译；精确，非精彩之谓。”这就是一位认真严谨的译者必须督促自己遵行的守则。
跟好友布迈恪教授结识后，我得益匪浅，一则学习了“翻译工作坊“的精髓、并加以改良，使其成为日后中大翻译系研究生的必修科目：二则应邀连续翻译了他的三本得意杰作，即《石与影》(Stone and Shadow）（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3)、《黑娃的故事》（The SroryofNoire）（译林出版社。1996）、《彩梦世界》（Colours：Poems and Drawings）（商务印书馆，2008）三部作品中、《石与影》与《彩梦世界》是诗集《黑娃的故事》则是中篇小说。译诗及译文，原则上是两种不同的技法。布迈恪的诗，文字优美，言简意赅。原文的一个词，翻译成中文，往往可以演化成十几个相似而又不同的含义。这个词，要妥帖恰当地放置在译文的前言后语中，的确煞费功夫，而诗集是以中英对照的方式刊印的，要格式融洽无间，意思恰到好处，行文精练妥当，既准确又不失诗意，实在是难上加难。两本诗集中，又以《彩梦世界》更具特色。这本诗集别树一帜，以缤纷多彩的颜色为主题，字里行间，光影闪烁，虚实交错，充满了回忆与追思、憧憬与前瞻。诗人笔下的色彩，如梦如幻，可歌可泣，各有个性，跟中国古典诗词中的颜色相异，处理方式也迥然不同。因此翻译时，一方面，不能强行归化，使之成为不中不西的怪胎；另一方面，又不能佶屈骜聱牙，洋味十足，令人难以卒读。
至于翻译《黑娃的故事》，那又是另外一种考验了。这本书另辟蹊径，是一本超现实主义的小说，作者半自传体的爱情故事，奇谲诡异，激情澎湃。内容涉及相爱相恋、互虐互残、分手重逢、消殒复活、失落寻觅等跌宕起伏的情节，时而令人诧异，时而令人唏嘘！尽管看似匪夷所思、天马行空，然而作者的行文却优美动人，如诗如歌，而原文中采用的意象更是精妙绝伦、发人深省。譬如，作者与黑娃久别重逢，旧情复炽，二人共度一宵，力图捕捉已逝的往事，而往事如巨型蝴蝶飞行在二人之间，漫漫长夜，谁也不敢去触碰，直至清晨来临，眼望着蝴蝶在晨光熹微中破窗飞去，唯有黯然神伤。接着，作者写道：“我们起了身，颓丧地坐着彼此对望，黑色的念头从我们眼中溢出，伸到天花板上，在那儿形成一团黑云，越积越厚。”这团黑云，逐渐充斥了房中每一寸空间，令人窒息。作者以这种超现实主义的手法推陈出新，描绘“爱已逝、情何堪”的无奈与哀伤，比起传统的直白叙述，更胜一筹。因此，译者翻译时，更应该苦心经营，将原作者看似“不经意”实则环环相扣的写作方式，层层推进，如实还原，既不能含糊不清、语焉不详，又不能过分诠释、斧凿尽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