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傅雷的书信，应该是我学术生涯中最值得珍惜的经验。1979年，趁着公休假远赴巴黎进修，当年是以法国文学泰斗巴尔扎克在中国的流传以及傅雷翻译巴尔扎克的情况为研究主题，在索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1980年大年初一，经傅雷故友宋淇介绍，我穿越英法海峡，到伦敦去拜访傅雷哲嗣傅聪。当时恰逢傅雷次子傅敏也自北京来英探亲，于是就跟傅氏昆仲结识相交，展开了长达四十载的友谊。傅宅是座三层的楼房，那时候正在装修，院中铺满水泥，屋里布满杂物，难得的是兄弟二人完全不嫌叨扰，热情款待，不但悉心回答我一切有关傅雷的问题，更找出许多傅雷翻译的宝贵资料，如手稿、稀有版本等，慷慨相借，使我当年的研究计划得以顺利进行。1983年，我如愿完成博士论文，是为日后国内外傅雷翻译研究的先声。
经傅聪、傅敏委托，我前后翻译过三批重要的傅雷书信，共计52封，包括傅雷致傅聪及当年的儿媳弥拉的英文家书17封、法文家书6封（收编在《傅雷家书》1984年版中）；傅雷1954年至1962年致傅聪波兰籍钢琴老师兹比格涅夫·杰维茨基（Zbigniew Drzewiecki）的法文函件14封（收编在《傅雷文集》1998年版中）；傅雷1961年至1966年致傅聪岳父母（著名小提琴家梅纽因夫妇）法文信件15封（2000年发表于《收获》期刊）。这三批函件，虽然都由傅雷撰写，但由于收信人的身份不同，与致信者的关系也不同，因此，内容和风格都大有出人，加以傅雷本身乃最为严谨认真的翻译大家、“傅译”脍炙人口，影响深远，“译傅”则是令人战战兢兢，需要全力以赴的另一回事了。
这三批信件，根据情况，翻译时运用的文体是各有特色的。翻译第一批信件，首先得通读《傅雷家书》里的全部中文信件，揣摩傅雷的风格语气、遣词造句；其次，要厘清信件中所涉事务的来龙去脉，避免误差；再次，要顾及他面对外国儿媳时既要教诲指点又得婉转措辞的口吻，因此前后花费了不少功夫，基本上采用了白话文的形式。所幸翻译完毕之后，译文获得了傅氏昆仲的认可，傅聪更兴冲冲地表示，读起来几乎分不清哪些是原信，哪些是译文。这确是我翻译生涯中受到的最大鼓励和肯定。翻译第二批信件，由于致函对象是傅聪的业师杰维茨基，语气当然需谦恭有礼、谨慎周到，加以不少内容涉及傅聪在波兰学琴生涯中的细节、有关乐曲的详情等，因此必须按书函日期跟《傅雷家书》对照参详，方能彼此呼应。此外，按照行文惯例，法文函件结尾的问候语有别于英语，往往华丽冗长，十分讲究，翻译起来也得煞费苦心。整批信牍的文体，最适合借鉴的就是傅雷致忘年交黄宾虹的函件，行文典雅端庄，礼仪周全。初稿完成后，我在赴欧途中随身携带，以便润色修订，不料飞行中突遭强烈气流，飞机颠簸不已，此时九霄惊魂、生死未卜，心中系念的竟是万一不幸失事，那尚未成形、粗糙欠佳的翻译初稿散落人间，岂非黯然失真、愧对原著？这批信件的翻译历时数月，终于完成，率先发表于1998年6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读书》期刊上。傅聪看了说：“啊！原来你还会文言文哪？”一句坦率童真的感言，将译者翻译时字斟句酌的辛劳一扫而空。第三批信件的来历，是1999年著名小提琴家耶胡迪·梅纽因(Yehudi Menuhin)与世长辞，遗孀狄阿娜夫人将十多封当年傅雷写给亲家的书信交还傅聪，傅氏兄弟便顺理成章地邀我翻译。这批信件跟前两批的性质又极不相同，原因是其内容层次多变，既涉及两个伟大心灵探讨文学、音乐、艺术及人生哲学的大道理，又包含两位亲家闲聊小儿女日常生活的身边琐事，所以必须采用时文时白的语气，才能涵盖一切。初稿完成后，我将其交给傅聪审阅，性情率真的他对那文白相间的体裁直截了当地评说：“又不文，又不白，怪怪的！”于是译者参详了傅雷致友人刘抗等的书信，悉心揣摩，九易其稿，取得文白相糅的平衡，才完成任务。总而言之，翻译博雷三批共50余封书信；恰似巴黎卢浮宫中，习画者潜心临摹大师杰作一般，用墨深浅、敷色浓淡，一笔一画都得小心翼翼，不可造次，确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经验。
近年从事的英国诗人詹姆斯·芬顿（James Fenton）英文诗剧《赵氏孤儿》(The Orphan of Zhao)中译，是一种崭新的尝试。2019年，上海著名导演徐俊来港，在一个饭局上，提到自己一向的心愿是把家喻户晓的《赵民孤儿》用全新的视角、现代的表现手法，以音乐剧的方式，重新呈现在观众面前。多年来寻寻觅觅，终于在芬顿撰写的英文诗剧《赵氏孤儿》中喜见契机，因此，他购下版权，郑重邀约我为此剧执笔中译。正如余光中所说"，如要翻译剧本，一个称职的译者必须在台词方面特别讲究，下足功夫，令每字每词都能使“读者顺眼，观众入耳，演员上口”，这样才会引起共鸣。为了慎重其事，不负所托，我邀请台北的彭镜禧教授合作翻译。彭教授是翻译及专攻莎士比亚戏剧的知名学者，由他拔刀相助担任翻译伙伴，必然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我们在2019年暑假合作无间，不消几个月功夫，就把全剧顺利翻完了。在翻译的过程中，两种不同文化相遇时，由于原材料取自中文而用英文撰写，再要如实译回中文，这一来一往，不是单向的转换和移植，而是双向的协调和磨合。换言之，译者所走的是一条文化交流的双程路，因此，在共识、定调、还原的步骤中，涉及许多特殊的技巧与诀窍，而两位译者如何分工合作、互补长短，就成为一个极佳的翻译案例了。翻译完毕后，音乐剧《赵氏孤儿》于2021年5月27日在上海盛大公演。
身为译道上长途跋涉的征人，除了做翻译，我最主要的任务是教翻译。自中大翻译系于1972年成立起，至2022年止，前后跨越五十载，我在翻译教学的岗位上，从未懈息，教授过的主要科目包括翻译概论、文学翻译、翻译工作坊等，其中尤以翻译工作坊最有成效。当年中大设立翻译系，开风气之先，半个世纪以来，全国翻译系已经遍地开花、蔚然成风，而我担任中大翻译系系主任期间，翻译系招收新生的成绩冠绝全校，比热门的医科生有过之而无不及，翻译的学术地位因而大大提高。多年来，翻译系所教学生满天下，不少已经成才，分别在香港各大专院校翻译系出任教职。为培植下一代人才贡献力量。
论翻译的时期更长，超越半个世纪，迄今未歇，完成有关翻译的论著十余种，包括翻译本质、翻译原则、翻译技巧，翻译实践、翻译名家谈傅雷研究、外文中译探讨等多方面。其中，1983年我在巴黎索邦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以傅雷的翻译论巴尔扎克在中国的流传情况》应是开创傅译巴尔扎克研究的先河之作。2018年，上海浦东傅雷文化研究中心举办“纪念傅雷诞辰110周年系列活动”时，法国勒阿弗尔诺曼底大学现代语言学教授、巴尔扎克与中国研究专家白纯相（Veronique Bui）曾在会上亲证，她的研究乃受到本人博士论文的启发。我编撰的翻译论著中，《因难见巧名家翻译经验谈》一书收编了不少翻译名家论翻译的名篇，包括杨宪益的《略谈我从事翻译工作的经历与体会》。这是杨老累积数十载翻译经验，应我力邀而撰写的封笔之作，弥足珍贵。还有高克毅的《<大亨>和我——一本翻译小说的故事》，是作者为了我们这本翻译论集而特别撰写的文章。《大亨小传》是脍炙人口的名译，出版后广受好评，然而译者直到25年后，经我热诚邀稿，才把翻译的前因后果书之成文，因此特别值得珍惜。一般人以为译者论译，只是夫子自道的经验谈而已，不及理论家的缜密周全，殊不知翻译中的理论与实践，并非一左一右，隔岸相望，互相敌对，而是应该如泛舟河上，中流相遇，从而达到浑然相忘、融洽和谐的境界。
从事翻译教学五十载，修改过的学生作业不计其数，其中尤以翻译工作坊最为投入，所获心得收编于《齐向译道行》一书。此书出版于2011年，2023年徇读者要求再版，内容乃根据翻译硕士生实际上课情况撰写，对于国内外众多翻译学子应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我改翻译的活动，还涉及两项特殊的经验：其一，应邀成为香港双语法例咨询委员会（BLAC）委员；其二，应邀出任英汉双解词典审订人。香港双语立法乃史无前例的庞大工程，自1988年至1997年，前后历时十年。香港现行条例31卷，公共条例523条，总共约两万页法律条文，委员需逐条审阅，并对中文法例的翻译提出修改建议。此项工程的完成，对于香港回归后双语立法的推行功不可没，本人能亲历其境，全程参与，的确是难得的机遇。至于审订英汉双解词典，则是为词典中文释义把关，我曾应邀为《牛津进阶英汉双解词典》（第3版）《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4版、第6版、第7版）审阅译稿及撰写序言，因而与翻译名家如余光中、陆谷孙等共事，深感荣幸。2016年，我为《韦氏高阶英汉双解词典》撰写序言。双语词典的翻译，比起一般翻译尤应严谨，正如余光中所言，“翻译教师若竟染上冗赘与生硬之病，那真像刑警贩毒，危害倍增”。而双语词典的翻译，如果不确、有误，则更贻害无穷了。因此，此项改翻译的任务，责任也就特别重大，不可不慎。
评翻译的任务，就历来教书的工作而言，则无日无之，长年累月在进行中，因为翻译工作坊的要旨，就是根据学生呈交的课业，在课堂上即时做出评论；至于严格意义上的评翻译，除了许多学界的翻译比赛，我也先后出任过台湾“梁实秋翻译大师奖”及香港中文大学“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文学翻译组等的终审评判，与翻译名家如余光中、杨宪益、高克毅、陆谷孙、彭镜禧、单德兴等，共同为翻译事业努力。
推广翻译是毕生的志业。早年，我与香港翻译学会执委会成员应邀访问各地翻译界，于1985年至1986年，有幸结识钱锺书、杨绛、杨宪益、戴乃迭、叶君健、叶水夫、卞之琳、草婴、罗新璋，以及林文月等译坛名宿，感受到这些先贤对翻译的重视与执着，他们筚路蓝缕的开拓、毕生经营而不曾稍怠的精神，令人感佩！于是，就在自己先后身居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系主任及香港翻译学会三任会长的岗位上，尽力发挥作用，推广翻译，如主持国际翻译研讨会、遍邀海内外名家访问交流、创设“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文学翻译组并出任终审评判等。1990年至1991年，我为香港翻译学会二十周年庆举办十项大型活动，包括邀请傅聪来港义演、筹募“傅雷翻译基金”、出版《傅雷与他的世界》（是为傅雷研究的发轫之作）等。此外，更推动设立香港有史以来第一项“翻译奖学金”，以鼓励各大专院校攻读翻译的莘莘学子，迄今已届33年。多年来，曾撰写翻译论文及有关文章数百篇，出版翻译论著及翻译作品数十册；在海内外出席翻译论坛及讲座，包括北京、上海、南京、成都、乐山、福州、厦门、台北、高雄、台南、巴黎、首尔、多伦多等地，不断以提高翻译人员地位及宣扬翻译的重要性为己任。
世上的语言成百上千，我们不可能一一精通。试想一下，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文化的交流、知识的传播、精神的拓展、思想境界的提高、其中有多少都拜翻译所赐？每一部优良译作的产生，都是原作者与译者一次心灵上的邂逅、一趟精神上的奇遇，身为读者，深受其惠，得益匪浅，在坦然领受各类知识及欣赏世界文学瑰宝的时刻，岂能忘记译者长年累月在载载孤灯下苦心孤诣寻章摘句的辛劳与付出？
安徒生笔下有这样一则童话：海洋深处的人鱼公主，原本逍遥度日，一天，命运使她遇上了堕海遇溺的王子，为了拯救王子上岸，她尽心尽力，自甘摒弃一切；王子醒来，恰好见到邻国公主经过，误以为是自己的救命恩人：人鱼公主隐身在旁，黯然无语，化为泡沫，自此淹没于洪波碧涛间，不再为人记取。这凄美的故事，总是让我心有戚戚焉，使我想起，人鱼公主就像译者，默默竭尽全力最后却隐没不见。翻译是一桩艰辛的事业，吃力不讨好，一般读者只知道欣赏一部作品的优美，而体会不到译者为传达原著神髓而付出的斑斑心血。译者身负重任，必须具有使命感，才能虽苦犹甘，在迢迢译道上，锲而不舍地走下去。
“翻译乃大道”，季羡林和余光中宣称。“翻译——崇高的事业”，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馆长许钧如是说。
其实，翻译除了是大道，是崇高的事业，从广义来说，更是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存在。我曾经说过：翻译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把复杂的思绪诉诸文字，是翻译；把细腻的感情化为诗篇，是翻译；把无声的音符谱成乐章，是翻译；把缤纷的色彩绘成画作，也是翻译。
从今往后，我们是否应对那在知识汪洋畔、文化译道上，长年累月于朝晖斜阳中静静守护的人鱼公主，赋予应有的重视及致以虔诚的敬意？
2024年10月26日
2024年11月5日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