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人文课程如何上

——在“中国文化精神进课堂”研讨会上的讲话

罗海鸥

2015年4月2日

今天, 学校在这里举行“中国文化精神进课堂”专题研讨会，对返聘著名学者劳承万教授创办“康德－牟宗三研究所”，开设“中国文化精神”课程的成效进行研讨，很有意义。首先，我代表学校，感谢劳教授退而不休、已近耄耋之年还在为学生的学习和成长，为提高学校办学水平和育人质量辛勤劳作和贡献！感谢今天来参加研讨的老师和同学！

刚才劳承万、唐有伯两位老教授以及刘周堂、宋立民、蓝国桥等几位专家、学生代表都作了很好的发言，尤其是劳先生讲话引人深思。他说到了90多年前梁启超对当时中国高等教育的批评，即中国高等教育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变成一种“知识杂货店”。实际上，当初清华大学之所以成立国学研究院，也是要突破这个“知识杂货店”，把“知识杂货店”转化为一种智慧，一种创造的精神、创造的心态和创造的能力，以实现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劳先生还讲到教学态度，“尊德性，而道问学”。他不光是自己在认真研读经典，而且把自己的人生体验、生命反思和学生的实际结合起来开展教学。他指出师生关系应该像父子关系那样，一日为师，百日为父（或三年为父）。最后还讲到21世纪中国教育面临着严峻的国际文化冲突与竞争，在这种环境下传承民族优秀文化我们任重道远。中国文化精神进课堂、进校园的工作，尽管目前我们做的还非常有限，现在也很难用一种考评办法来评量效果，但是我觉得做这项工作十分重要和紧迫，随着时间推移，我们会感受到它的深远意义。

四年来，劳先生把教学、研究、出版和生活融为一体，不仅开了一门高水平的中国人文课程，还编写出版了四本国学参考读本、两本专著，发表了13篇高水平论文，包括在《清华大学学报》连发三篇高水平论文，获得国家图书奖和省哲学社会科学奖，在岭南师院掀起了一个学习、传承中国文化的小高潮。结合这四年我听课、参与其中的感受与体会，下面谈三点意见：

一、为什么要开“中西文化精神”这门课程？可从三个方面来认识：第一，实现人文本土化的需要。文明分为人文和科技，人文要本土化，科技要国际化，两者要融合一起走进现代化，这也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近代以前，中国的高等教育处在人文教育阶段，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方面做得很好，至少做得不比西方差。但是近代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受到西方思潮的冲击，引进西方现代高等教育中的科技教育，而没有引进西方的人文教育，也不必引进他们的人文教育。因为西方的人文教育主要靠教堂靠宗教，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靠人文经典，靠儒道释主要是儒家文化来解决人的精神生活问题。近代以来，科技太强势，人文不断式微，一系列不良后果便慢慢凸现出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科技有很大的发展进步，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世界第二，但是人文相对滞后。这种情况下，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文化强国，它的基础在学校、在教育。创新，特别是文化创新，它是要有基础、有积累的。即一定要以优秀文化的传承为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让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进课堂。他亲自到孔子故里参加纪念孔子活动，去年11月在全国文艺座谈会上，讲了一段非常深刻的话：“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涤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定基础。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继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对照这段话，劳承万教授就是以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为精神命脉而又不忽视时代发展的人。要在这种大背景下来认识为什么开设“中西文化精神”这门课。第二，从大学的功能来看。胡锦涛同志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讲话，将大学的功能由“传统”的三个扩展到四个方面——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这是非常有时代感和前瞻性的。在文化的传承创新方面，大学负有重大的使命和职责，但今天大学做得不够。岭南师院作为一所百年老校，应该从这个高度上来认识自身的职责，肩负起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使命。从何入手？必须找到切入点。校园建设是一个方面，我们在此作了积极的探索，得到广泛好评。劳先生在《钱穆论中西文化精神》一书的后记里面就讲到，现在的岭师校园处处是中国文化的精髓。这里不展开讲。另一个方面，就是要让中国文化精神进课堂，请高水平的老师为大学本科生开课。劳先生有很深的中西文化的学养，他从民族最根基性的原典读起，追根求本地研究、教学，再加上他丰富的人生体验、反思、体悟，结合学生的实际来进行教学，效果就不一样，不少中青年教师都主动去听课，影响和带动了一批师生。第三，从学生实际出发。过去从私塾开始就要背四书五经，把经典烙印在脑子里，然后进行反刍，即随着阅历增长不断增进对经典的理解和体悟，逐步将中国文化精神融入到自己的精神血脉里。而现在，由于传统文化教育的缺失，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尤其是中国文化精神了解不够、体悟不足。这与应试教育有莫大的关系。因此，大学教育要给同学们补上中国文化精神这门课。

  二、如何开“中西文化精神”这门课程？首先，开这门课要达到什么目标？人文课程重在修己，要与生活结合起来。它不是简单地为了增加中国文化知识，最根本的是要涵养中国文化精神，将“知识杂货店”转化为文化气场、智慧殿堂、精神家园，让学生在其中陶冶性情、提升境界、长进智慧，而不是只追求急功近利的东西。这是中国人文素质教育的最本质的要求。其实，了解劳先生的人，会发现他是以身载道的人，这样的人，人在哪里，教育在那里。所以，同学们应该关注“课堂内外”的劳先生，他的课堂不限于“教室”, 而在“燕岭”、在他的生活世界里。道理是浅显的，劳先生具有师道情操和人格。早上跑步、做操、倒立、冷水浴，晚上散步、拉单杠，乃至日常吃饭、读书、写作、上课，处处皆是先生的“课堂”，时时都在散发出君子的人格魅力。其次，高水平的人文社科课程应该怎么上？认真研究劳先生如何上课，可以从中学到很多。大学教学与中学教学最大不同，是大学不依赖教材。劳先生上课是建立在自己高水平的科研上，讲得少而精，讲得通透，讲出自己的独立见解；没有教材，就从浩如烟海的中国原典中精心选材编辑教学参考书，从2011年的《牟宗三论中西哲学形态》，到《四书与孝经直解》、《国学导读精要与周易本义》、再到刚出版的《钱穆论中西文化精神（附梁漱溟论中西文化形态）》，中国文化经典当中的基本内容都有了。我把劳先生的教学方法称为“滚动法”，即像滚雪球那样，他只讲最核心、最具萌发力的东西，把自己数十年读书思考、人生体验的的精华，结合同学们的实际，一个专题一个专题地讲。古人讲“修辞立其诚”。他就是这样，讲得有的放矢，讲课只是引个端，但真正有基础有悟性的同学，接住他最核心的东西，掌握他的方法，就可以像滚雪球一样，从这门课“滚”到那门课，从这个学科“滚”到那个学科，一路通透，越滚越大。梁启超讲过，“真正的学问是自己找到方法自求的”。如果你能从他身上找到如何做学问的方法，那你就了不起，就受益终身。这也就是王阳明讲的致良知即“给人以引端用力之要”，而不是追求所谓全面系统。这是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一个重大区别。劳先生的授课方法，既有冯友兰先生所说的“照着讲”，也有“接着讲”。他将自己的新的体会、新的创见融会进去，所谓“我注六经，六经注我”。上课作文，他的真性情也融进去了，有他个人的风格。第三，如何考核？这类选修课，可让教师自主决定。像劳先生要求学生一样，写一篇课程论文，文章写得好，直接打分，不用考试了。如果文章没有写好，说明知识没有掌握，再来考试，考的是基本知识乃至最基本的常识。我看选修课都可以充分发挥教师的优长，积极改革，从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

三、从这门课程可获得什么启示。第一，高水平高质量的人文课或通识课，一定是以高水平的研究为基础的。这是劳先生给我的一个启发。学校有那么多教授博士、研究院所长、学科学术带头人，可从这些人当中开发出一些高水平的课程来。每位开课老师把自己几十年的读书思考、人生体验浓缩到一门课程或专题讲座中来，这样便能打造出一系列校本精品课程来。第二，高水平的人文课程是教学、研究、创作和生活融为一体的。为什么现在有很多课程质量不高？学生不喜欢上？根本原因就是讲课的老师自己缺少研究，没有真正搞通透。一门课程，你如果能够用一句话把其灵魂概括出来，用几句话或一段摘要讲出其基本内容，也可用几页纸一篇文章、一本著作乃至一套丛书来讲深讲透，那这门学问你就搞通透了。现在有的老师太依赖教材，太依赖PPT，没有PPT就上不了课。劳先生讲授的全部在他的脑海里面。过去人文大师上课，哪里有PPT?也不一定有教案？上课的内容，都在自己的脑海里面，都是自己数十年的读书思考、生命体验和研究创造。他们备课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备课，在上课之前，上课的内容要在他们的脑子里面不知要翻转多少遍！而且是不断地与学生互动，常讲常新。所以，真正的教意味着让人去学，让学生自觉去学、自主去学、不知疲倦地学，让他们真正爱上这门学问。这才是真正好的老师。“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嘛。真正的学也一定是体现在对老师的挑战上，学生给老师提出的问题，可能正是老师研究思考的盲点，这种学生往往就是优秀的学生，这也是对老师的教的最大慰藉。这就成就了古人常说的教学相长。教学要学以致用，尤其是人文社科学者要把教学科研与自身的修身养性结合起来，要以身载道，道成肉身，主客一体，言行一致，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像劳先生一样的学者，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人格学问都在长进。而学生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通过与其接触，可以裁剪情绪，转变气质，提升境界。中国传统教育与西方教育的一个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中国传统教育是以人物为中心的，西方的课堂是以课程为中心的。好的老师，是人师与经师、身教与言教融合在一起的。因此，钱穆先生说过，同学们要透过课程去关注一个个师长。每个师长就是一个完整的学问体系。真正的学问在他的生命与生活里面。第三，要学习劳先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要坚守与弘扬师道。师道不立，教育何以创新和发展。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教育正是靠师道尊严维系。大学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什么是“德”？按中国传统讲法，就是“智、仁、勇”，即“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给学生以知识、意志、情感，把人的知情意充分发挥出来，构建自己完整高尚的人格，以带动影响你的学生和周围的人。一个老师如果不能积极而深刻地影响学生，就不是真正的好老师。要积极而深刻地影响学生，让学生一生都忘不了你，他才会把老师当做精神之父、学问之父。所以要学习劳先生的高尚师道，加强和改进我们的教育教学，实现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提高这一根本目标。总之，劳先生是有人格、有学问、有激情、有感染力的，要总结推广，开出更多高水平的人文课程，带动全校的课程建设。

华东师范大学《文艺理论研究》杂志资深编辑陈佳鸣读了劳先生编的国学参考书后，在写给劳先生的一封信提到，他对我校成立“康德-牟宗三研究所”、开办中西文化精神课程深表赞赏：“在世风日下的当下，尽管此举起到消除时弊的作用很难觉察，匡正人心的效果可能有限。但倘若作为国家最高教育和学术机构的大学里，不尽此职责，还能要求什么部门什么人去做这些事呢？”他还说，“在大学里面能够遇上像劳先生这样的指引，遇上滋养人的际遇，是学生和同好的幸运。”他说，劳先生身上既有学通中西、劳心力行的学人本色，又有揠苗育人、静水流深的导师风范。他是“接传统、开未来”的学者，是具有时代精神、切合学生实际的。这是陈老师的肺腑之言，很有代表性，也很鼓舞人。所以，今天召开这个研讨会，很有意义。要加强对劳先生这样的名师名家的宣传研讨，树立“勤教力学，立己树人”的理念，宣扬他们的师道精神和师德风范。我们不求显赫和急功近利，而是要在这个浮躁的时代扎扎实实地做一些教育应做的事情，大学应该关注的事情。大学不光是要适应社会、适应当下，还要引领社会，引领当下。这样岭南师范学院才算是真正尽到应有的责任。

最后，引用钱穆先生在《新亚书院学规》里讲到的名言来作结语，“对学生来讲，以磨炼来坚定你的意志，以反省来修养你的性情，你的意志性情会决定你将来的学业与事业之一切。”在劳先生身上，我们不光要学习他的高深学问，还要学习他坚强的意志和独异的性情。他年轻时期就坚持早上跑步锻炼，然后冷水浴，即使在湖北零下20多度仍坚持下来，到今天仍然这样。为什么？不光是为了锻炼身体，更是为了做大事，为了他的文化理想。这是其安身立命之所在。他把心从世俗功利收回，聚焦在这点上发热放光。我始终认为，没有真性情做不了真学问，他的文字是别人仿效不了的，具有鲜明的劳氏特色的。在当下，中国话语的东西太少，大多数概念都是从西方引进来的。今天我们要做的人文科学，应该追求本土化，探求具有中国话语、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问和课程，才对得起这个伟大的时代，才能实现中国的人文复兴，才能真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根据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