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麟“功利主义新评价”的文化意蕴
朱培源
摘 要：
贺麟持一元文化论，将功利主义列入文化哲学的分析视野，超越了由相对低阶的“文化批评”而成的“道德伦理VS功利主义”的“东—西”文化或“传统—现代”对峙等二元认识架构。由旧式功利主义转入新式功利主义，彰显功利学说之真；大众福利的增进，则蕴含着功利主义的文化之善与美。贺麟努力找寻功利主义“体用合一”的精神基础，把“功利主义与纯粹义务相反”的伦理学旧说，翻转论证成为“功利与非功利相辅相成”和“新功利主义由纯义务的道德思想进化而来”的新论。“以杨子的为我为出发，以墨子的兼爱为归宿”的再三强调，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某些积极因子在功利学说的框架内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关键词：贺麟;功利主义;文化一元论;体用合一;新说证成;为我;兼爱;
作者简介：朱培源(1981—),男，汉族，广西博白人，博士，岭南师范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专门史。;
基金：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2020年学科共建项目“贺麟伦理思想及其现实意义研究”(编号:GD20XZX02)的研究成果;
Abstract：
He Lin held a monistic cultural theory and included utilitarianism in the analytical vision of cultural philosophy, transcending the dualistic cognitive framework of “moral ethics vs utilitarianism” formed by the relatively lower level of “cultural criticism”. “East-West” culture or “traditional-modern” is opposing in that framework. The shift from old-style utilitarianism to new-style utilitarianism reveals the truth of utilitarianism while the promotion of public welfare implied its goodness and beauty. The repeated emphasis on “Yang Zi's ‘for me'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Mo Zi's universal love as the destination” had creatively transformed and innovatively developed certain good aspects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utilitarianism.
Keyword：
He Lin; utilitarianism; monistic cultural theory; unity of body and function; justification of a new theory; “for me”; universal love;
或许是由于“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一语的中文名声欠佳，或许是由于从表面看起来该词的论域稍显狭窄以及“精神意味”不够浓郁，贺麟1(1902—1992)的“功利主义”2观较少引起“文化学”(甚至是其他领域)研究者的关注和讨论3。但在笔者看来，贺麟“功利主义新评价”的字里行间，实蕴藏着其一以贯之的“文化哲学”思想，值得我们试探究竟。
一、跳出“道德伦理VS功利主义”的二元框架
1944年贺麟在《功利主义的新评价》一文的开篇写道：“在伦理学上，功利主义是与纯粹义务说相反的一种学说……近数十年来，中国思想界对功利主义争论时起，有人认为整个西方文化就是功利主义的文化，其人生观也是功利主义的人生观；至于东方文化，则是反功利主义的、道德的、纯义务的。所以他们认为中西文化的差别，就是功利主义与非功利主义的差别。”[1]206
此处所谓近数十年来中国思想界相继蜂起而对“功利主义”乃至“东西文化异同”的论争，主要指的是19世纪60年代后的早期改良派与顽固派之间的“近代中国第一场东西文化比较运动”、1915—1916年以陈独秀对垒杜亚泉为核心的“东西思想差异”论争、1920—1921年由梁启超《欧游心影录》和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而引发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论争，1935年开启的“中国本位文化”论争[2]。对于这些论争，贺麟明确表态，既无法赞同“中国本位文化”的观点，也不认可东西文化二元对立的提法，因为“文化乃人类的公产，为人人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不能以狭义的国家作本位，应该以道，以精神，或理性作本位”。换言之，在贺麟看来，文化就其最高共性而言是一元的，那就是以理性为本位的“人类文化”[3]354。因发表《相对论驳议》而得到爱因斯坦嘉许的许思园(1907—1974)先生，曾指出中国哲学史的一个重要特点同时也是缺点，就是不存在一元论[4],但这种局面进展到贺麟之身，已然可以宣告终结。北京大学的张学智教授注意到“贺麟不喜二元论，对一切哲学问题，他都非追至一元论不能止，非放在一元论的基地上不算安稳”[5]。此言得贺氏之旨颇深，可谓的论!
“以观空者而观时”(陈寅恪语)[6]的角度视之，“功利主义与非功利主义”的东西文化空间二元对立，容易转化成现代与传统(或者现代化和反现代化)的时间二元对视。艾恺研究发现，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对现代化批评的“二分概念”是被普遍采用的做法。他一口气列出了96组关于“现代与传统”的二分对峙词，并表示“这样的一个表述可以再扩大到好几百倍”,其中，第50、51组便分别是“功利主义、实用主义VS道德论”和“功利主义、实用主义VS伦理学”[7]。贺麟写有《时空与超时空》的著名论文，自然熟悉“时、空”的视角转换，也注意到“在向着现代化迈进的中国，功利主义的影响似已略见端倪”[1]213,但没有落入“东方—西方”或“传统—现代”二元对峙的俗套而将道德伦理与功利主义严格对立，而是努力找寻功利学说与现代化建设二者之间的有效接榫点。贺麟力图证明，功利主义作为一种文化，并非西方或东方的特产，而是全人类的公产。这就在一定角度上挖空了“反现代化论者”的立论基础，从而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能起到减弱思想阻力的作用。
在贺麟看来，此前中国思想界之所以出现东西文化二元对立的争论，主要是因为彼时的思想界“只达到‘文化批评’4[3]343的阶段，批评中西文化的异同优劣，以定建设新文化改革旧文化的方向”,而尚未进入对于哲学“有专门系统的研究”;以新文化运动期间影响颇大的梁漱溟为例，虽然其东西文化论有着“巧妙地避免了东方优于西方文化的偏狭复古的见解”和“足以助长国人对于民族文化的信心和自尊心”等优点作用，但他的一大流弊与弱点就是对西方文化的精神背景，尤其对“超功利的道德艺术玄学宗教方面缺乏了解”[8]。而对所谓“超功利的道德艺术玄学宗教方面”的进一步索解，则需要我们转入贺麟的文化哲学，即“文化的真善美”频道。
二、功利主义的真善美
贺麟于1933年发表短文《文化与文明》,认为文化“是一人群一民族辛勤艰苦一点一滴的精神努力的收获。真善美的种种价值属于文化的范围”[3]121。真善美三大元素的分析框架，奠定了贺麟进行文化研究的哲学基础。贺麟认为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应遵循以下轨辙：第一，从“真”看，须用西洋哲学发挥儒家理学；第二，从“善”看，须吸收基督教的精华以充实儒家的礼教；第三，从“美”看，须用西洋艺术来发扬儒家的诗教[1]15-16。同理，作为一种学说和文化的功利主义，亦有其真善美之维。
首先，就“真”的层面而言，作为一种学说的功利主义，包括旧式的和新式的两种。凡是追求快感(快乐)、财货(金钱)、名誉和权利(权力)中的任何一种或一种以上的，均属于功利主义者。旧式的功利主义是个人本位的，新式的是社会本位的。贺麟重点关注的是后者，其要点有三：一是上述四种功利可以通约为快乐或幸福，但不能因共有“快乐”一词而误将近代新式的功利主义与具有衰世麻醉倾向的伊壁鸠鲁主义相混淆；二是追寻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或幸福；三是秉持“一人只算一份，没有人可算两份或多份”的快乐分配原则。基于“利者，义之和也”和“计利当计天下利”(于右任语)之上的恕道和公平两大原则，构成了由旧式向新式功利主义过渡的衔接桥梁。
其次，近代的新式功利主义将“为社会为全体谋幸福、为广大平民谋利益”作为道德理想[1]210,透露出“庶民理论”的色彩。实事求是地说，大众福利的增进，则构成了功利主义的文化之“善”和文化之“美”。谋求平民物质生活和大众衣食住行等民生项目的改善、谋求知识学术文化普及大众、打破亲疏贵贱的封建差等而确立起平等的分配福利原则和法治主义社会、谋求医疗卫生等公共利益和立己立人等公共道德的实现、谋求社会的实际进步，等等，都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新式功利主义至善尽美的具体表现。
在《树木与树人》一文中，贺麟进一步指出，“价值约可分为四：一曰‘真’,二曰‘美’,三曰‘善’,三者为纯粹的文化价值，第四为‘用’,即求社会大众的实际效用”[1]239。所谓“纯粹的文化价值”,即为“体”。在贺麟看来，追求社会福利“如春风春雨之广被均沾”的近代功利主义，是“体用合一的”,即“社会大众的实际效用”的“用”,与真美善“文化价值”的“体”的合一。
三、证成新说
贺麟指出，“过去国人之研究西洋学术，总是偏于求用而不求体，注重表面，忽视本质，只知留情形下事物，而不知寄意于形上的理则。”[3]351他的文化研究，是讲求“体用兼赅”的：在留情形而下的事物时，也注目形而上的理则。我们知道，贺麟在很大程度上受黑格尔学派、尤其是新黑格尔主义者格林学说的影响。贺麟曾经从形而上学的奠基、信仰和理性的调解、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调解、反驳享乐主义等四个方面对格林的伦理思想作了集中的概括，并认为前者是基础或者“体”,而后三者是大厦或者“用”[9]。新黑格尔主义的思想暗线和理论底色，是贺麟不断逼近、进而积极评价功利主义的重要脚手架。所以，当贺麟说“非功利为体，功利为用”的时候，他其实是在积极寻找功利主义的形而上学基础。这个基础即所谓非功利的基础，也可说是宗教精神的基础。“因为近代新功利主义的发展，实远承基督教博爱的精神、人类兄弟感和耶稣‘己之所欲、则施于人’的金箴，近发挥孔德及圣西门的人道教的精神。”贺麟接着援引穆勒、边沁和西季威克等“功利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的话”,以证明近代功利主义确有“其超功利的精神基础”[1]209-213。
中国近代的理性启蒙主要由科学理性、社会理性和价值理性三个层面构成。高举民主、科学两面大旗的五四运动，着重解决的是社会理性与科学理性，而对价值理性鲜有理会[10]307。张灏(1937—2022)认为，从1890年代到“五四”时期，中国现代思想界面临的一层重要危机便是“意义危机”(the crisis of meaning)和“精神的迷失”:“除了价值和存在的迷失，精神危机另有深层的层面，这层面颇难为名，且谓之‘形上的迷失’……但是科学提供的睿智是有其限制的。因为科学虽然能回答许多‘什么’和‘如何’的问题，可是对于‘究竟因’却无法不缄默。”[11]作为一名成学于“五四”之后的、有思想深度的学者，贺麟不仅关注科学和社会理性，更将目光投向价值理性和“意义—精神”的深层重建。他论学讲究“体用合一”,并对功利主义学说揭示出其形而上的精神基础，这些无疑具有“填补空白”的思想史转折和建设意义。
除了由“用”寻“体”之外，贺麟对功利主义的“文化创获”,还体现在他于《功利主义的新评价》一文中把“功利主义与纯粹义务相反”的伦理学旧说，翻转、证成为“功利与非功利相辅相成”和“新功利主义由纯义务的道德思想进化而来”的新论。一方面，非功利与功利不是博弈的对立关系，而是互补的主从关系，前者为体，后者为用。非功利的高尚理想和宽广襟怀，可以大大拓展社会福利的操作视野和事业格局。由功利而带来的富裕充足，又能为博施济众提供不可或缺的条件。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福利的积极的公益大善，是由过往的消极的个人小善进化而来的。例如，现代的幼儿园、保育院、收容所等，便是由“不忍人”的恻隐之心进一步发展为“社会公心”的结果。现代社会的某些“恶”或许会使一部分人对功利主义心生反感、闻利色变。但是贺麟提醒说，这大可不必，因为道德“进步的历程究不是直线式的那样单纯的进展，而乃是经过正反的矛盾而进展的。换言之，道德的进步必是征服恶的或超过不道德的而达到的功绩”[3]327。
需要提及的是，贺麟在证成以上新说的时候，没有忘记民族文化的参与。贺麟相信整个世界的文化是绝对精神的显现，其中又有个人、时代和民族等层面的次第展开。“就民族而言，一个民族的文化就是那个民族的民族精神的显现。”[3]348在这点上，贺麟再三提出“以杨子的为我为出发，以墨子的兼爱为归宿”[1]72,205,213,314,无疑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某些积极因子在功利学说的框架内进行创造性的转换和创新性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四、余语
罗尔斯认为，在近现代的道德哲学中，占据优势地位的“一直是某种形式的功利主义”[12]。贺麟本人也体认新功利主义为“近代西洋的最大思潮”。功利主义作为一种伦理学说在中国的播衍，大体上是围绕“西学东渐”框架下的“知识旅程”而展开的。而在“1937年之后，基于西方思想的‘功利主义’基本上退出了中国报刊”[13]的背景下，贺麟却踽踽独行地对“功利主义”进行了学理上的评介和阐发。其苦心孤诣和“逆流而上”的文化旨趣，值得我们探寻和演绎。贺麟是一位出色的战将，他求“社会之大利”及其“非功利的精神基础”,他为工商阶层作“儒工”“儒商”“工读传家”“商读传家”等合理性正名[1]18,42,他在与“反商情结顽韧、终极关怀凉薄”[10]4的中国老文化的战场搏击上左突右击，试图杀将出一条新的文化建设之路。
参考文献
[1] 贺麟.文化与人生[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2] 盛邦和.亚洲认识: 中国与日本近现代思想史学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73-86.289-314.
[3] 贺麟.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M]北京 : 商务印书馆，1990.
[4] 许思园.中西文化回眸[M].上海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10-16
[5] 张学智.贺麟思想研究[M].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6:182.
[6] 罗志田.昨天的与世界的: 从文化到学术[M1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3.
[7] 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M].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86-90,前言2.
[8] 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22-25.
[9] 贺麟.西方六大师[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40-54.
[10] 盛邦和.解体与重构: 现代中国史学与儒学思想变迁[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注释
1关于贺麟“功利”观的讨论,主要参考(1)张秀芹:《贺麟伦理思想探析》,《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2)赵艳婷、黄义华:《论贺麟的新功利主义人情观》,《齐鲁文化研究》2012年第00期;(3)刘金鹏:《论贺麟对儒家伦理思想的反思与重构》,《船山学刊》2013年第4期;(4)代发君:《贺麟人生哲学研究》,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44-249页。
2关于哲学与“文化批评”之间的区分,参看贺麟《文化的体与用》一文的第一段。
3(1)贺麟(1902—1992),男,四川省金堂县人,中国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黑格尔研究专家、教育家、翻译家。早在20世纪40年代,贺麟就建立了“新心学”思想体系,成为中国现代新儒家思潮中声名卓著的重要人物。贺麟学贯中西,在中国哲学方面也有极高造诣,是“新心学”的创建者,是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4(2)在《宋儒的新评价》一文中,贺麟认为与程朱理学相比,以叶适和陈亮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提倡“重功利的实用主义,根基浅薄,眼光近小,理论基础不固,不能予人以精神上的最高满足,故流不长,枝叶不茂,影响反不甚大”,并由此得出结论:“凡说功利主义切实用,凡说程朱之学虚玄不切实用者,皆只是表面上的看法”(贺麟:《文化与人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98页)。顾红亮教授根据这点断定:贺麟虽然对西方的功利主义有着清晰的认识,“但在讨论永嘉学派时,有把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混用的迹象”(顾红亮:《实用主义概念的多重“身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1年第6期)。沿着这一洞见运思,笔者认为贺麟“混用”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背后,仍有“译名”这一层值得我们关注:贺麟曾明确主张将詹穆士的pragmatism译作“实效主义”(李步楼的看法有接近贺麟之处,他虽然将皮尔士、詹姆士等人的学说译成“实用主义”,但同时也注明:“皮尔士首先提出了他的关于实用主义的观念,在他的文章如‘信念的确定’‘怎样使我们的观念清楚明白’和‘实效主义的本质’中,他更喜欢把它称之为‘实效主义’(pragmaticism)”。詹姆士著、李步楼译:《实用主义:某些旧思想方法的新名称》,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73页,注释9),而把边沁、穆勒等人的utilitarianism译为“乐利主义”或者“实用主义”(参[英]开尔德、[美]鲁一士著,贺麟编译:《黑格尔黑格尔学述》,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6、28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