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辛有索靖之忧”简释
摘 要：
陈寅恪提到的“辛有索靖之忧”，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既接续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忧患意识传统，又特别指明忧患的对象为学术与治道。陈寅恪忧患“独怀”，既体现在时间顺序的明显前瞻性上，更加彰显于民族学术的预流、家国情怀的持存、世道人心的关注等具体的忧患内容里。在比较和综合的视角下，陈寅恪“论学论治，迥异时流”的忧患特色尤为清晰。陈寅恪研究学问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是“有教无类”意义下的“文化重于种族”，而非狭隘的种族主义。这是在索解“辛有索靖之忧”中，特别需要注意之处。
关键词：陈寅恪;忧患意识;学术预流;治道世事;辛有索靖;有教无类;
作者简介：朱培源，博士，岭南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专门史。;
基金：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2017年度学科共建项目《陈寅恪晚年（1949-1969）文学观念研究》（批准号：GD17XZW06）;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2020年度学科共建项目《贺麟伦理思想及其现实意义研究》（批准号：GD20XZX02）;
1964年农历5月17日（公历6月26日）是陈寅恪（1890—1969）先生七十五岁寿辰。陈先生早年在清华大学的弟子蒋天枢（1903—1988，字秉南）教授，专程从复旦大学出发，先期于公历5月29日抵达广州，来到中山大学探望年迈的老师并祝寿；蒋天枢在广州逗留至6月10日，才返回上海。在此期间，陈寅恪先生口述《赠蒋秉南序》，与这位“远来问疾”的弟子共相策勉。这篇不足千字的序文，在今天看来，已经成为现代学术史上的一篇经典：它浓缩了陈先生一生的学养抱负，以及人生总结，是研究陈寅恪先生晚年学术思想的重要文献。陈先生“赠序”开头即自述：“清光绪之季年，寅恪家居白下，一日偶检架上旧书，见有易堂九子集，取而读之，不甚喜其文，唯深羡其事……当读是集时，朝野尚称苟安，寅恪独怀辛有索靖之忧……”1就寡闻所及，对于这篇赠序中“辛有索靖之忧”的用典及意涵，学界迄今虽间有讨论2，但仍缺乏专文的论述。笔者不揣浅陋，试图结合陈先生的人生轨迹，以及其治学经历，立足文献资料，谈谈对“辛有索靖之忧”的理解，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忧患的对象
从文献记载来看，中华民族忧患意识的自觉生成和反思，可以追溯至《易·系辞》的“作《易》者，其有忧患乎”。陈寅恪“辛有索靖之忧”，可以视为民族忧患意识传统的继承与发展。根据序文末尾的“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我们不难看出陈先生忧患的对象，主要是学术与治道。
所谓“辛有之忧”，代表的是一种文化忧患意识。据载，值周平王东迁洛阳，辛有到伊川，遇见“被发而祭于野者”，不禁发出了“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左传》）的感慨。这是国族文化忧患的滥觞，后来孔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和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观点，则是它的衍流。1929年，陈寅恪写作《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3，激励学生以洗刷国耻的心态，积极投身学术文化建设，以期收复文化失地。这篇赠言诗，颇能体现陈寅恪长期以来的文化忧患意识。
《晋书·索靖传》云：“靖有先识远量，知天下将乱，指洛阳宫门铜驼，叹曰：会见汝在荆棘中耳！”4可见，“索靖之忧”是对世事时局的忧患——引申来说，就是对“治道”的忧患。余英时《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一文即认为，陈先生对世事的忧患关怀，常常流露在他的历史研究之中，其中的显例便是《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外族盛衰之连环性”这一著名论断的提出5。
二、“独怀”的旨趣
自近代中华文明遭遇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来，无论学术文化的忧患，还是世事时局的忧患，陈寅恪先生既不是最早者，也不是唯一者，那么，他为何说自己“独怀”忧患呢？这个问题和细节，值得我们思考和玩味。
在1956年的《论李栖筠自赵徙卫事》一文中，陈寅恪就特别指出：“辛有见被发野祭于伊川，实非先兆，而成后果矣。”6陈先生认为，历史上的忧患意识，有“先兆”和“成后果”这两种类型之分。所谓“先兆”之忧，指的是在波澜未兴之时，对将要发生的危机与险况有着见微知著般的预判。所谓“成后果”之忧，指的是在危机险情中，对可能发生的更大危机和险情的感知与预测。如果说，抚铜驼而叹荆棘的“索靖之忧”属于“先兆”，那么，见披发野祭而惧礼亡的“辛有之忧”则是“成后果”。1933年，与陈寅恪同在清华大学执教的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史》“自序二”中，也引用了索靖的“铜驼荆棘之语”和《楚辞》的“魂兮归来哀江南”等典故，以表达对时局的忧患7。1941年，西南联大同事贺麟撰写论文《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反思中国近代政治军事的国耻，究其根源，或者起源于鸦片战争，而中国学术文化上的国耻，却早在鸦片战争之前8。相比较而言，陈寅恪忧患意识的自我觉醒，在时间顺序上，要体现出明显的前瞻性，早在1927年为纪念王国维而写的悼亡诗里，陈寅恪就深刻意识到：自从清朝道光季年以迄，不仅中国传统的社会经济制度，接连在外族的侵略逼迫之下，呈现出急剧变迁和瓦解的趋势，而且以往的纲纪伦理学说，也找不到凭依之所——甚至用不着西方外来学说的着力掊击，而已经在不知不觉之间消沉沦丧。其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3。陈、冯、贺的忧患意识，是在民族危机不断加深下生发和展开的，均属于“成后果”之忧，但是，后两者是在日本大举发动侵华战争的环境中提出的，“挑战——反应”的被动色彩稍浓，而陈寅恪孤明先发，更具预见性和主动性，因此说他是“成后果”之中的“先兆”之忧，似乎亦无不妥。
戊戌政变之后，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不要求孩子们求功名、应科考，使得孩子们彻底断绝了传统的仕宦之路。从十三岁开始，陈寅恪出国留学的足迹遍及东洋和欧美的东京、哈佛、柏林、苏黎世等几大著名学府，“以求学之故，奔走东西洋数万里”。作为学人的陈寅恪，一生踽踽独行，以学术传承为己任。因此，陈寅恪的“辛有之忧”与各种普通的、形形色色的，甚至是口号式的文化忧患之间，自然存在着较大的分别和距离。他把文化忧患的重点，放在中国民族学术的建立之上，不但提出了“预流”于学术新潮流的主张，还表达了“襄进世界之学术于将来”6的宏愿。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就不难理解他的忧患“独怀”了，以及赠送蒋天枢的序文，为何明确将忧患的目标对象精确地定为“学术”，而不是更为宽泛的“文化”。可见，陈寅恪的文化忧患不是一种消极无为的忧患，而是身体力行、积极从事学术文化研究的深层忧患。
至于“索靖之忧”的“独怀”，即对治道世事的忧患，则主要体现在：第一，关心时局，寓忧患于著文论史。前文所举的外族盛衰之连环性的史论，已然体现出陈先生的先识远量，在此不赘。第二，深厚的家国情怀。秉持陈家祖辈素来“以国家昌盛、民族气节为至高无上”的准绳，陈寅恪在抗日战争的艰苦环境里，“绝不肯在沦陷区教书和任职”9，辗转逃难，历尽辛险，虽致双目失明，却为后世留下了《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等不朽的名作，为中华民族的学术文化争得世界地位。《剑桥中国隋唐史》一书就高度评价了陈寅恪先生对隋、唐时期的政治和制度史研究的杰出贡献，认为他的成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更为“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10。第三，对世道人心的关注。身处中国近代社会转型过渡时期的陈寅恪，提出了“行吾心之所安，总使旁人不吃亏”9的伦理准则。这其实也就是《赠蒋秉南序》里特别表彰欧阳修撰史以“贬斥势利，尊崇气节”的深意所在。
三、综合的视角
以上我们虽然分别拆解陈寅恪先生的“辛有”与“索靖”之忧，但更多的时候，应该将二者视为有机的整体，因为它们在陈先生的生命中并非机械、分割的存在，打个比方，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朝，我们既要拆开来分别看南朝、北朝，但更要合起来看整个南北朝。同理，只有取“辛有索靖之忧”的综合视角，方能更好地理解陈先生在《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自述的“论学论治，迥异时流”1之个人特色。事实上，陈先生的研究，常常是寓“索靖之忧”于“辛有之忧”的。“辛有索靖之忧”所折射出的不仅是陈寅恪作为一名优秀史学家所具有的才、学、识，更是他可贵的“史心”和史德。在写于1929年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陈寅恪即主张做学问须兼顾思想自由和真理发扬6，所以，他的才、学、识背后往往蕴藏着“史心”11——即著史的思想。陈寅恪虽然高度重视史料，但其史学行走究竟为“史料学派之别途”。他在学问旨趣上，与强调“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傅斯年有别，与主张“学问与民族主义脱钩”的胡适也不同。
纵观陈寅恪的“唐史三稿”《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主要著作，我们不难发现，他做学问绝不是为考据而考据，而是有主义、有观点、有思想于其中，“或考求治国得失，或接续文化传统，或宣扬民族气节”，“或铸字立句，作啼血之鸣，伸张志气；或落月金盆，为密密私语，烛照己心”。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钱穆先生指出，北宋的学术重心，不外乎经术与政事两端12。照此准则，陈寅恪对学术和治道的特别关注，显然可以看作是对宋学的新发展。事实上，已经有学者将陈寅恪的学说纳入“新宋学”的研究范畴了13。
在才、学、识、德的“史家四长”中，我们要特别关注处于统领和灵魂地位的史德。从史家道德和操守的层面来看，陈寅恪一生奇遇和面临的挑战无数，忧患自然无穷，然诚如蒋天枢《陈寅恪先生传》14所言，履险如夷，胸怀坦荡，精探力索，超越凡响，忧国忧民之思，悲天悯人之怀，发之为述作与歌诗。
四、结语
晚年的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中，对自己此前相关的“民族文化”研究工作略为勾连与小结如下：
寅恪尝论北朝胡汉之分，在文化而不在种族。论江东少数民族，标举圣人“有教无类”之义。论唐代帝系虽源出北朝文化高门之赵郡李氏，但李虎、李渊之先世，则为赵郡李氏中，偏于武勇，文化不深之一支。论唐代河北藩镇，实是一胡化集团，所以长安政府始终不能收复。今论明清之际佟养性及卜年事，亦犹斯意。15
由此可见，陈寅恪研究学术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是“文化为重，种族为轻”，即《论语·卫灵公》篇的“有教无类”，而不是狭隘的民族或种族主义，更不是大汉族主义。这是陈先生“则彻前后（章学诚语）”的核心治学理念之一，也是我们在阅读和解释“辛有索靖之忧”尤其是“辛有之忧”时，特别需要澄清和声明的。
注释
1(14)陈寅恪：《陈寅恪集·寒柳堂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82页，第166-168页。
2 2016年11月15日，李成晴先生在“岳麓书院史学入门系列讲座”第二期开设了题为“重读陈寅恪《赠蒋秉南序》”的专题讲座，对陈寅恪引用的“辛有”和“索靖”作了出典的简略解释。见李成晴：《重读陈寅恪〈赠蒋秉南序〉》，https://mp.weixin.qq.com/s/3jjZDPn1aQHSZ5s9_h D5xw。
3(9)陈寅恪：《陈寅恪集·诗集：附唐筼诗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9页，第13页。
4[唐]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48页。
5余英时：《现代学人与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7页。
6(10)(15)陈寅恪：《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5页，第266-268页，第246页。
7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海：华东师范学出版社，2011年版，“自序二”。陈寅恪是冯友兰上、下册《中国哲学史》的学术“审查报告”人之一，对于冯友兰的这个用典的情形自然也是非常熟知的。
8贺麟：《文化与人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2页。
9(11)(13)卞僧慧纂、卞学洛整理：《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56页，第376页。
10(12)[英]崔瑞德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西方汉学研究课题组译：《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版，第9-11页。
11(16)盛邦和：《解体与重构：现代中国史学与儒学思想变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66-377页。
12(17)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页。
13(18)侯宏堂：《“新宋学”之建构--从陈寅恪、钱穆到余英时》，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上篇”之《陈寅恪对“宋学”的现代诠释》。
14(19)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13-234页。
15(20)陈寅恪：《陈寅恪集·柳如是别传（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00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