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输性与启发性相统一”原则在“概论”教学中的运用探析
朱培源
(岭南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湛江 524048)
[摘要]:“灌输性与启发性相统一”原则具有丰富的内涵,彰显了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是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学的一条重要指导方针。坚持灌输与启发的多种内在形式和途径在“概论”课中具体运用,可收“传道、授业、解惑”的综合良效。而“四个更加”则是“灌输性与启发性相统一”原则在“概论”教学中运用的预期目标与效果。
关键词:灌输性 启发性 “概论” 立德树人 “四个更加”
作者简介:朱培源(1981-),广西博白人,岭南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博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工作。新时代,继2016年12月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之后,2019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讲话中提出的“八个统一”要求原则,不仅为新时代不断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理论性、思想性和针对性、亲和性提供了根本遵循,而且为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新一轮的改革创新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下文就“八个统一”中的“灌输性与启发性相统一”原则,略陈笔者在“概论”(课程全称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简称“概论”,下文的讨论以2018年版的统编教材为基准,凡是引自本教材的内容,只简单注明《概论》以及页数。)课程教学中的若干体会,以就正于各位专家和同行。
一 “灌输性与启发性相统一”的精神实质
英文irrigate可翻译为灌溉、灌输,意思是“把(流)水导引至任何需要水的位置或地方”,后来引申为“输送”或“灌输”知识、思想、观念等。尤其是灌输一词,现今已成为党务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等领域的一个专门术语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灌输,就是传播、输送和注入之意,主要指通过各种方法,不断地向工人、学生和广大群众“灌输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灌输是党的宣传工作中的一种最基本方法,是我们党的宣传工作的重要历史经验,也是党的宣传工作的基本原则和方法。”[①]
在实际工作中,“灌输”的途径和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概括起来说,主要有:(一)语言灌输,具有环境特定、对象明确、表达直观等特征,具体课采取讲授、演讲、报告、座谈、谈心等形式;(二)文字灌输,其特点是传播思想直接澄明,表达规范、精准、严谨,时、空的限制性较弱等,具体有书籍、报刊、杂志、广告、传单、檄文、标语、社论、板报、指示、公文等形式;(三)形象化灌输,具有直观而形象、感染力强、宣传的接受面广等特点,主要形式有电视、电影和其它文学艺术手段。
所谓“启发”,顾名思义,就是“启而发之”,开导心灵,使其领悟,探幽发覆进而“发潜德之幽光”。启发性教育是充分发挥和调动大学生——这个高校思政课的主体——能动性和作用的重要一环。而关于注重思政课的启发性教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思考问题,在不断启发中让学生水到渠成得出结论”。[②]
灌输,不是无的放矢,而是启发性的灌输;启发,不是“踩着棉花球走路”,不是空洞无物,而是在知识、思想、方法和观念灌输、吸收基础上的启发。所谓的灌输性,“强调的是大水漫灌、是教育者的一种知识和价值供给”,而“启发性强调的则是基于受教育者的需求所进行的滴灌”[③],亦即孔夫子所说的“因材施教”。“灌输性与启发性相统一”的原则要求,充分彰显了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对立统一,“是辩证法最根本的一条原则,平常所谓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相反而相成,都是这条原则的变相。宇宙间的事,必须一张一弛调和起来才能成功,种种相反的东西如身与心、知与行、主与客,都是对立的,可又是统一的……这种对立的统一,也便是矛盾的调解,冲突的克服”[④]。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共产党宣言》是有力体现“灌输性与启发性相统一”的光辉典范。我们知道,《共产党宣言》不仅说理透彻,而且文采斐然,融“智性之知”与“德性之知”的启蒙教育于一体,颇富启发性;不仅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哲学融成一体,而且还呼吁和启发无产阶级“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要“联合起来”作革命斗争,直至取得胜利。对此,列宁曾概括道:“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而新鲜的语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观,即把社会生活领域也包括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作为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的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新社会创造者无产阶级肩负的世界历史性的革命使命的理论”[⑤]。
要之,灌输性与启发性的教学原则,具有长久的生命力,两者一驰一张地有机结合进而达到对立统一,是典型的“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相反而相成”,是高校思政课教学的有效指针。
二“灌输性与启发性相统一”在“概论”教学中的贯彻落实
做好“灌输性与启发性相统一”的原则在“概论”教学中的贯彻落实工作,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就是要做好韩愈所说的“传道、授业、解惑”的工作,进而让广大学子“水到渠成地得出结论”。
(一)传道。“概论”课共5个学分,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体系中所占的学分最高,可以说是该体系里“核心之中的核心”课程。所谓“传道”,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先立其大者”,即,从宏观上来把握和介绍。而“概论”课所要传的“道”是什么呢?概括而言,就是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后者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理论成果,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系统介绍中国共产党成立98年来领导人民在进行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波澜壮阔历史进程中所取得历史性成就;系统介绍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所要坚持和实践的基本方略、基本路线和基本理论;系统介绍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注意:“立场、观点、方法”这三个词的排序很重要!但是不少人忽略了,很遗憾。)运用到对具体问题的认识、分析和解决,等等。
(二)授业。可能有论者认为,授业是属于专业课的事情,而“概论”课作为一门公共课也谈得上“授业”?但是,如果我们承认每一门课程都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范围、方法等,那么,该课程肯定有其“授业”的必然性。同理,“概论”课作为一门课程,也有其“授业”之所。
在“概论”的“授业”这一环节,笔者首先向诸生讲明了本课程与同学们的学业、考研、公考等个人人生的安身立命之密切关系,让其树立“切己体察”的牢固观念,可收事半功倍的效果。就学业来说,本课程5个学分,应该是大学四年中学分最高的一门课程,成绩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奖学金的评定等;就考研来说,本课程在全国的政治课考研中可谓是“重头戏”,占分极高——2015年的考题最典型;就公考来说,本课程教材中的一些内容可以作为“申论”写作的范文来学习,比如“正确处理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重大关系”(《概论》,第253-255页)、“深化依法治国实践的重点任务”(《概论》,第258-259页),等等。笔者一直有这个一个想法:“素质”教育固然重要,但是,作为学生,如果忘记(或者不重视)考试,是要吃亏的;并在课堂上将它灌输给同学们。笔者发现,通过这样“当头棒喝”的提醒之后,同学们的学习态度认真起来了,笔记自觉地做起来了,教材也自觉地看起来了。通过这样的提醒之后,“概论”甚至包括其它的几门思政课,在同学们那里不再是与己无关的“僵死的存在”,而是有血有肉的,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通过这样的提醒之后,同学们头脑中原有的“为什么要学”等思想困惑,会得到相应的澄明。
确实,任何东西如果觉得跟自己无关或关系不大,就很难提得起兴趣来。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表明了他所提出的新唯物主义与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一切旧唯物主义的区别在于:对对象、现实、感性,不再“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从而“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⑥]。在马克思看来,历史唯物主义的“物”既不是费尔巴哈以前人们所认为的“与人无关的、僵死的自然”,也不是费尔巴哈的“高级直观”,而必须是“与人有关的、从主体方面去理解”的、是实践的。换言之,所谓“物”,“一定是经过思考的”才是有意义的,因为“凡是‘客’的东西,一定要经过‘观’”[⑦]。事实上,中国的古典儒家早就提出了“日三省吾身”的修养进学方法,而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更有“未经省察的人生不值得一过”的名言。举例说来,钱穆先生研究《论语》颇有心得与成绩,写下了《孔子传》、《孔子与论语》、《论语文解》、《论语新解》、《劝读论语和论语读法》等专著,但是,根据钱穆先生自己的说法,他并非一开始就对论语产生兴趣,而是经历了一个从“外在的茫然”到“内在自觉的学习和研修”过程。[⑧]这启示我们,所谓的“处境”,讲的就是个体所自觉到其生命过程中一些重要的事实或境况。这也是在“概论”课教学中首先要同学们树立的一种切己之生命体验。
“概论”课的“授业”主要任务,就是要把上文提到的“传道”部分内容具体化,让学生真切地理解。
举例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概论”课绕不过去的一个中心主题。在讲解的过程中,可以首先向同学们介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宣传和阐释”的“四个讲清楚”基本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是一种源远流长的“思想、理论和实践”存在。继2013年1月提出要追溯“社会主义500年”的历史和实践轨迹之后,在同年8月19日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在所发表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在新形势下宣传与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植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⑨]需要提出的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四个讲清楚”要求,是一个崭新的马克思主义科学论断,其中一个理由便是:以往在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或者在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性时,大多是从近代以来的历史经验教训和当代中国的独特多情——即“独特的历史命运”以及“独特的基本国情”——这两个角度进行的,而相对较少地从文化特别是“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角度。[⑩]通过这一提点,同学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学习和理解兴趣更浓了。
“小康”,是“中国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的题中之义,是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和价值观的一个重要体现,是深深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之中的,同时也是随历史和时代而与时俱进的。习近平指出:“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努力,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小康’这个概念,就出自《礼记·礼运》,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追求的理想社会状态。使用‘小康’这个概念来确立中国的发展目标,既符合中国发展实际,页容易得到最广大人民理解和支持。”[11]通过这一讲解,相信同学们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小康梦、中国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必然会上一个台阶,必然会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而有余力的同学,再找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礼记·礼运》来学习,必然会进一步拓展自己的视野、兴趣和能力。
(三)解惑。通过释疑解惑,能让学生在理论上、思想上、思路上更加清晰地理解本课程的内容。例如,如何理解中国实行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其它什么主义?对这一问题的讲解,可循以下两个步骤进行。
首先,这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坚持上,且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概论》,第183页)。具体说来,1.体现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上,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2.体现在生产力高度发达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提供了充分的证明;3.体现在对共同富裕目标的持续追求上,2005年开始取消农业税、九年或十二年义务教育学杂费的(部分)免除、目前医疗保险基本实现全国覆盖、农村60岁以上老人每月可领到一笔养老金(数额可能不多,但是全国人口老龄化如此严重,覆盖的面如此之广,而中国共产党能做到这一点,确实不简单!我们应该由衷地点个赞!)、从2013-2020年用7年时间解决8000万贫困人口的问题……这些活生生的实践,不就是最好的证明么。所以说,我们实行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其它什么主义。
其次,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所走的这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来之不易,是从41年的改革开放伟大实践过程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因此,诚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指出的,“决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来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决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来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实事求是地说,毛泽东那一代人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概论》,第77页。)对此,决不能搞历史虚无主义。
以上“授业”、“解惑”两目所举的诸例讲解,应该说是比较能够体现出融灌输性与启发性于一体的。笔者相信,细心的读者是不难发现这一点的。为了使读者朋友们看得更清晰,下面再举一例进行说明。例如,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变是贯穿“概论”课的一根红线,但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它的演变呢?对此,可分以下几个阶段来讲解:
1840-1949年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概论》,第21页),而前者又是主要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这个最主要的矛盾,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而被解决了,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所发出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庄严宣告,最能说明此点。在讲解“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时,(1)可以先设一个问题与诸生互动,即“我们的国旗五星红旗上的五颗星分别代表什么?”根据笔者的实践经验,发现大部分同学能答出大星代表中国共产党,但是能答出四颗小星所指的同学就寥寥无几了。事实上,四颗小星所代表的即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分别指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概论》,第26页),他们构成了当时“人民”的主要范畴。通过这样的互动、启发性教学之后,笔者发现,同学们的学习态度更认真了。(2)要讲清楚,占当时人口多数的农民问题特别是问题,主要通过1947-1953年的土改方式解决了,而像属于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后来也变成工人阶级的一分子了,所以——
随着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国内的主要矛盾就演变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了(《概论》,第45页)。此节可重点向同学们介绍“王康年案”。王康年作为资本家唯利是图,以次充好,贻害志愿军战士,结果被处极刑。
随着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基本解决,而国内的社会主要矛盾也就变为毛泽东在八大上指出的,“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拨乱反正之后,邓小平认为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不是阶级斗争,而“毛泽东同志在八大的提法仍然是正确的”。1981年通过的《历史决议》认为,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概论》,第178页)。
十九大指出,我国当前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此节可通过“粤桂扶贫合作”等案例进行讲解,限于篇幅,在此不拟展开。
三 预期教学目标和效果
教育的目的在于化人。因此,不管是“灌输性与启发性相统一”原则,还是其它的原则,目的都在于立德树人,为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就本课程而言,《概论》教材的“前言”部分,已经非常明确开设课程的目标了,即“四个更加”:使大学生更加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理论成果;更加深刻地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所取得的伟大历史性成就;更加透彻地理解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所奉行和坚持的基本路线、基本理论和基本方略;更加明显地提升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能力,争取成为专门领域的议题高手、解决问题的行家里手、干事创业的红旗手。
[①]参考百度百科“灌输”词条,。
[②]《习近平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强调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人民日报》2019年3月19日,第01版。
[③]杨云霞:《坚持“八个统一”上好思政课》,http://edu.people.com.cn/n1/2019/0408/c367001-31017466.html。
[④]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0页。
[⑤]《列宁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0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
[⑦]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9页。
[⑧]钱穆:《人生十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自序”第3、4页。
[⑨]习近平:《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人民日报》2013年8月21日,第01版。
[⑩]拙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的传统文化解读》,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年,第3页。
[11]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5日,第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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